敦煌遺珍“還鄉” 文明對話“回響”
更新時間：2025/4/16 10:02:20 來源：新華社CNML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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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4月15日電 題：敦煌遺珍“還鄉” 文明對話“回響”
新華社記者史競男
敦煌文獻系統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日前發布最新成果——
《敦煌文獻全集》首批推進項目《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全彩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成為第一種全彩高清出版回歸的海外藏大宗敦煌文獻，引起各界廣泛關注，讓以敦煌文獻研究為重要范疇的敦煌學再次走進大眾視野。
百余冊皇皇巨著背后，是流散海外的敦煌遺珍跨越百余年的“還鄉”之旅。經過幾代學者不懈努力，“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已成為中國學者文化自信的全新表達。
從“學術傷心史”到“滿世界尋找敦煌”
“敦，大也；煌，盛也。”絲路重鎮敦煌，見證了多元文明的交匯。
1900年，一個意外之舉震驚世界——道士王圓箓在莫高窟清理流沙時意外發現了藏經洞。經卷、繪畫等6萬余件文物，在這間不到8平方米的洞窟里封存數百年后，重見天日。
這些由多種文字的寫本、印本組成的敦煌文獻，時間跨越4世紀至11世紀，內容涵蓋社會、經濟、文化、藝術、宗教、醫藥及中外文化交流，被譽為“中國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
然而，國力衰微，文物流失。
1908年，法國探險家伯希和進入敦煌藏經洞，攫取數千件珍貴文獻運離敦煌；1910年，法國國家圖書館迎來該館最豐富的一批東方藏品——伯希和敦煌收集品……
國學大師陳寅恪在為《敦煌劫余錄》作序時慨嘆：“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敦煌藏經洞一經發現，即開啟了敦煌文獻流散世界的命運，最終形成了敦煌文獻世界四大收藏主體機構，即英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
此后，各國學術力量紛紛介入，敦煌學逐漸成為一門國際顯學。20世紀80年代初，流傳著“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說法。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過去40年間一直在“滿世界尋找敦煌”。如今，他欣慰看到，在一代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在敦煌學諸多領域占據了領先地位。
“幾代中國學人不斷追尋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寶藏，現在完全可以說，中國已經掌握了敦煌學研究的國際話語權。”榮新江說。
從“可讀”到“可顯微研究”
敦煌遺珍散落各地，給系統性整理和研究帶來了巨大挑戰。近年來，隨著科技進步和出版理念革新，敦煌文獻整理出版迎來新機遇。
2022年4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明確“加強古籍搶救保護、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同年10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印發《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將“敦煌文獻系統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列入推進實施的重大工程。
也正是在這一年，《敦煌文獻全集》首批推進項目《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啟動，目前已出版110冊，刊布文獻編號約4000號、圖版約40000幅，定名文獻6000余種。
本書主編榮新江介紹，作為“敦煌文獻系統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的重要階段性成果，《敦煌文獻全集》旨在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質量系統整理散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正是法藏敦煌文獻的高清彩色圖錄。全書整理刊布伯希和在敦煌所獲、目前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2001至6040號的全部文獻圖版及全新定名，以大型全彩高清形式全面影印整理出版，高度還原原卷面貌。
業界普遍認為，伯希和雖不是第一個進入藏經洞，所獲數量也并非最多，但其所得卻為精華。法藏敦煌文獻內容豐富，如同中國古代文獻的博物館，上起魏晉、下訖宋代，包括宗教典籍、四部佚書、公私文書、絹紙繪畫等，蔚為大觀。這一重要文獻庫保留了許多古代典籍的早期抄本和古佚版本，展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生活面貌，也印證了多彩的絲綢之路。其中，還收有唐代等多個朝代的書法珍品，如唐太宗《溫泉銘》拓本、柳公權書《金剛經》唐拓本等，體現了極高的藝術價值。
“對學術研究而言，敦煌文獻原材料的公布最為關鍵。”國內最早開展大型敦煌文獻出版的機構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呂健說，敦煌文獻的公布出版經歷了早期經眼編目時代、中期縮微膠片時代以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黑白影印時代，終于迎來全彩高清時代。
“圖像精度較以往提升了10倍，使原本模糊不清的墨跡、細微的朱筆校改、隱蔽的裝幀痕跡等均清晰可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名譽會長、首都師范大學教授郝春文認為，這一出版成果開啟了敦煌文獻從“可讀”邁向“可顯微研究”的新階段。
從“再生性保護”到“全球共享”
敦煌文獻是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見證，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是世界文明的瑰寶。
專家認為，海外藏大宗敦煌文獻首次實現全彩高清出版，建立起新的文獻出版標準與規范，不僅解決了傳統研究中“看不清”“辨不明”的技術瓶頸，更催生了書籍史、寫本學等新興研究領域，標志著敦煌學從文本釋讀向多維文化闡釋的轉型，真正“掀開敦煌文獻研究新的一頁”。
成果，來自跨學科、多語種的研究團隊通力合作。這支隊伍匯集了寫本學、書法史、唐史、敦煌文化史以及于闐文、回鶻文、藏文、粟特文等古代語言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充分吸收國際敦煌學百余年研究成果，對文獻進行了系統性重審，在定名精確性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
敦煌研究院副院長張元林說，法藏敦煌文書的高水平整理、高清彩色出版，同樣有助于敦煌藝術研究，促進敦煌文書和敦煌壁畫、塑像之間的綜合研究。
“讓沉默的紙張開口說話。”敦煌學家認為，全彩圖版的刊布是一種“再生性保護”，讓塵封散失的文物在釋讀中擁有了全新生命。
“常言道‘紙壽千年’，任何文物都不可能永久，高清影印敦煌文獻意義重大。”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素說，《敦煌文獻全集》“法藏”首批成果出版，實現了高質量保護和數字化回歸，夯實了流散海外敦煌文獻全方位整理研究和回歸的扎實基礎，也開拓了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的新途徑，對開展其他海外中國文物的全面調查、整理和研究有重要啟示作用。
在北京大學副校長王博看來，此次珍貴海外文獻的出版回歸具有里程碑意義，將推動歷史、藝術、語言、寫本等多方面研究的深化發展，展現了數字人文時代文獻研究的新范式，為絲綢之路文明互鑒研究樹立了新標桿。
專家表示，這一成果有助于促進敦煌文獻在全球范圍內的共享傳播和敦煌學的國際交流合作，讓古絲綢之路上的文明對話回響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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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4月15日電 題：敦煌遺珍“還鄉” 文明對話“回響”
新華社記者史競男
敦煌文獻系統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日前發布最新成果——
《敦煌文獻全集》首批推進項目《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全彩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成為第一種全彩高清出版回歸的海外藏大宗敦煌文獻，引起各界廣泛關注，讓以敦煌文獻研究為重要范疇的敦煌學再次走進大眾視野。
百余冊皇皇巨著背后，是流散海外的敦煌遺珍跨越百余年的“還鄉”之旅。經過幾代學者不懈努力，“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已成為中國學者文化自信的全新表達。
從“學術傷心史”到“滿世界尋找敦煌”
“敦，大也；煌，盛也。”絲路重鎮敦煌，見證了多元文明的交匯。
1900年，一個意外之舉震驚世界——道士王圓箓在莫高窟清理流沙時意外發現了藏經洞。經卷、繪畫等6萬余件文物，在這間不到8平方米的洞窟里封存數百年后，重見天日。
這些由多種文字的寫本、印本組成的敦煌文獻，時間跨越4世紀至11世紀，內容涵蓋社會、經濟、文化、藝術、宗教、醫藥及中外文化交流，被譽為“中國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
然而，國力衰微，文物流失。
1908年，法國探險家伯希和進入敦煌藏經洞，攫取數千件珍貴文獻運離敦煌；1910年，法國國家圖書館迎來該館最豐富的一批東方藏品——伯希和敦煌收集品……
國學大師陳寅恪在為《敦煌劫余錄》作序時慨嘆：“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敦煌藏經洞一經發現，即開啟了敦煌文獻流散世界的命運，最終形成了敦煌文獻世界四大收藏主體機構，即英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
此后，各國學術力量紛紛介入，敦煌學逐漸成為一門國際顯學。20世紀80年代初，流傳著“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說法。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過去40年間一直在“滿世界尋找敦煌”。如今，他欣慰看到，在一代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在敦煌學諸多領域占據了領先地位。
“幾代中國學人不斷追尋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寶藏，現在完全可以說，中國已經掌握了敦煌學研究的國際話語權。”榮新江說。
從“可讀”到“可顯微研究”
敦煌遺珍散落各地，給系統性整理和研究帶來了巨大挑戰。近年來，隨著科技進步和出版理念革新，敦煌文獻整理出版迎來新機遇。
2022年4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明確“加強古籍搶救保護、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同年10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印發《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將“敦煌文獻系統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列入推進實施的重大工程。
也正是在這一年，《敦煌文獻全集》首批推進項目《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啟動，目前已出版110冊，刊布文獻編號約4000號、圖版約40000幅，定名文獻6000余種。
本書主編榮新江介紹，作為“敦煌文獻系統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的重要階段性成果，《敦煌文獻全集》旨在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質量系統整理散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正是法藏敦煌文獻的高清彩色圖錄。全書整理刊布伯希和在敦煌所獲、目前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2001至6040號的全部文獻圖版及全新定名，以大型全彩高清形式全面影印整理出版，高度還原原卷面貌。
業界普遍認為，伯希和雖不是第一個進入藏經洞，所獲數量也并非最多，但其所得卻為精華。法藏敦煌文獻內容豐富，如同中國古代文獻的博物館，上起魏晉、下訖宋代，包括宗教典籍、四部佚書、公私文書、絹紙繪畫等，蔚為大觀。這一重要文獻庫保留了許多古代典籍的早期抄本和古佚版本，展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生活面貌，也印證了多彩的絲綢之路。其中，還收有唐代等多個朝代的書法珍品，如唐太宗《溫泉銘》拓本、柳公權書《金剛經》唐拓本等，體現了極高的藝術價值。
“對學術研究而言，敦煌文獻原材料的公布最為關鍵。”國內最早開展大型敦煌文獻出版的機構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呂健說，敦煌文獻的公布出版經歷了早期經眼編目時代、中期縮微膠片時代以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黑白影印時代，終于迎來全彩高清時代。
“圖像精度較以往提升了10倍，使原本模糊不清的墨跡、細微的朱筆校改、隱蔽的裝幀痕跡等均清晰可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名譽會長、首都師范大學教授郝春文認為，這一出版成果開啟了敦煌文獻從“可讀”邁向“可顯微研究”的新階段。
從“再生性保護”到“全球共享”
敦煌文獻是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見證，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是世界文明的瑰寶。
專家認為，海外藏大宗敦煌文獻首次實現全彩高清出版，建立起新的文獻出版標準與規范，不僅解決了傳統研究中“看不清”“辨不明”的技術瓶頸，更催生了書籍史、寫本學等新興研究領域，標志著敦煌學從文本釋讀向多維文化闡釋的轉型，真正“掀開敦煌文獻研究新的一頁”。
成果，來自跨學科、多語種的研究團隊通力合作。這支隊伍匯集了寫本學、書法史、唐史、敦煌文化史以及于闐文、回鶻文、藏文、粟特文等古代語言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充分吸收國際敦煌學百余年研究成果，對文獻進行了系統性重審，在定名精確性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
敦煌研究院副院長張元林說，法藏敦煌文書的高水平整理、高清彩色出版，同樣有助于敦煌藝術研究，促進敦煌文書和敦煌壁畫、塑像之間的綜合研究。
“讓沉默的紙張開口說話。”敦煌學家認為，全彩圖版的刊布是一種“再生性保護”，讓塵封散失的文物在釋讀中擁有了全新生命。
“常言道‘紙壽千年’，任何文物都不可能永久，高清影印敦煌文獻意義重大。”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素說，《敦煌文獻全集》“法藏”首批成果出版，實現了高質量保護和數字化回歸，夯實了流散海外敦煌文獻全方位整理研究和回歸的扎實基礎，也開拓了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的新途徑，對開展其他海外中國文物的全面調查、整理和研究有重要啟示作用。
在北京大學副校長王博看來，此次珍貴海外文獻的出版回歸具有里程碑意義，將推動歷史、藝術、語言、寫本等多方面研究的深化發展，展現了數字人文時代文獻研究的新范式，為絲綢之路文明互鑒研究樹立了新標桿。
專家表示，這一成果有助于促進敦煌文獻在全球范圍內的共享傳播和敦煌學的國際交流合作，讓古絲綢之路上的文明對話回響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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