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古城考古為吳越融入“大一統”進程提供實證
更新時間：2025/7/2 9:33:07 來源：新華社CNML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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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南京7月1日電 題：蘇州古城考古為吳越融入“大一統”進程提供實證
新華社記者朱筱
蘇州姑蘇區內，越城遺址東北部，試運營一個多月的蘇州考古博物館于7月1日正式開放。在這個以蘇州出土陶器為展品基礎、展示吳地人類歷史文化演進歷程的博物館內，從混堂巷北遺址出土的“吳市”陶片吸引了不少參觀者的目光。
據蘇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長、蘇州考古博物館館長程義介紹，混堂巷北遺址地處蘇州古城相門內西北側，2024年，考古人員對該遺址進行了科學考古發掘。其中一件頗具研究價值的秦代“吳市”陶片長約13厘米，寬約8厘米，弧形不規則，上面刻有的“吳市”二字清晰可見。
據悉，“吳市”即吳縣的市場，是負責管理商品交易的機構，其發現實證秦代已在吳地推行市亭制度，為秦會稽郡治在蘇州古城提供佐證。“市亭制度是秦代統一市場管理制度的重要措施之一，納入帝國版圖的吳越舊地也執行了和關中、關東等地一樣的管理制度，顯示出大一統王朝對周邊強有力的控制。”程義說。
值得一提的是，這并非在蘇州古城發現的唯一一件印有“吳市”的陶器。2024年，位于姑蘇區的另一處北園遺址還出土了兩件戳印“吳市”陶文的陶罐及組合器，發掘團隊認為是秦統一江南后的官作陶器，為極具斷代價值的標準器群。
程義說，混堂巷北遺址與北園遺址出土的三例“吳市”陶文，是繼廣州“女（汝）市”、上海青浦“吳市”之后，南方地區發現的第三批秦陶文。特別是北園遺址和混堂巷北遺址陶文“吳”字的寫法明顯不同，前者為典型的秦篆，后者為六國文字寫法，這一差異為研究“書同文”制度推行提供了典型案例。
除了混堂巷北及北園遺址的發現，地處蘇州公園北側的金城新村遺址，近年來發現遺跡現象30余處，出土完整及可復原器物300余件（組），對南方秦漢考古和歷史研究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該遺址的重要收獲之一是在江南地區發現并識別出了一批秦代文物，為蘇州城市考古首次發現。特別是大量密集性疊壓堆積的筒瓦、板瓦、瓦當等高等級建筑構件，在制作工藝和裝飾風格上，與陜甘地區秦代遺址出土的相關文物特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該遺址發現的部分陶罐、筒瓦等建筑構件和生活用器被成套展示在蘇州考古博物館內。不少游客參觀時，會特意去尋找一片帶“右”字戳印銘文的陶筒瓦。館內工作人員介紹，它指向的是秦代從事磚瓦燒制的工官機構“右司空”，“右”字陶片過去出土于秦宮、秦陵等秦代高等級建筑遺址。
在程義看來，秦統一之后，在全國推行“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等舉措，金城新村遺址發現的統一規制的官方建筑，以及混堂巷北、北園遺址出土的反映市場制度的“吳市”陶器，正是秦推行大一統制度的實物見證，表明地處江南的吳越舊地，正式納入中原王朝的有效管理范圍。
“綜合這三處遺址的發現，可以勾勒出吳越地區融入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歷史進程的更多細節。”程義說，秦統一六國后，在新征服區可能按照中央政府的統一規定修建了地方官方建筑，體現了統一多民族國家對地方的控制力。雖然官方建筑構件采用了核心區的規制，但日用之物多見具有濃郁楚國風格的陶器，這種明顯的差異反映出中央政權對帶有官方色彩的建筑采用了統一標準，而對民間日用陶器采取了因地制宜、尊重地方傳統的措施。
作為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蘇州保存有完好的城垣、城門和水陸交通體系。學者一般認為蘇州古城始建于春秋晚期，先后經過春秋吳國、戰國越國、楚國、秦漢、六朝、隋唐及以后的朝代，并一直延續至今，是典型的古今疊壓型城市。“這些發掘的遺址如同濃縮蘇州古城歷史的‘時間膠囊’，有助于幫助我們打撈起蘇州古城的千年回憶。”程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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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南京7月1日電 題：蘇州古城考古為吳越融入“大一統”進程提供實證
新華社記者朱筱
蘇州姑蘇區內，越城遺址東北部，試運營一個多月的蘇州考古博物館于7月1日正式開放。在這個以蘇州出土陶器為展品基礎、展示吳地人類歷史文化演進歷程的博物館內，從混堂巷北遺址出土的“吳市”陶片吸引了不少參觀者的目光。
據蘇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長、蘇州考古博物館館長程義介紹，混堂巷北遺址地處蘇州古城相門內西北側，2024年，考古人員對該遺址進行了科學考古發掘。其中一件頗具研究價值的秦代“吳市”陶片長約13厘米，寬約8厘米，弧形不規則，上面刻有的“吳市”二字清晰可見。
據悉，“吳市”即吳縣的市場，是負責管理商品交易的機構，其發現實證秦代已在吳地推行市亭制度，為秦會稽郡治在蘇州古城提供佐證。“市亭制度是秦代統一市場管理制度的重要措施之一，納入帝國版圖的吳越舊地也執行了和關中、關東等地一樣的管理制度，顯示出大一統王朝對周邊強有力的控制。”程義說。
值得一提的是，這并非在蘇州古城發現的唯一一件印有“吳市”的陶器。2024年，位于姑蘇區的另一處北園遺址還出土了兩件戳印“吳市”陶文的陶罐及組合器，發掘團隊認為是秦統一江南后的官作陶器，為極具斷代價值的標準器群。
程義說，混堂巷北遺址與北園遺址出土的三例“吳市”陶文，是繼廣州“女（汝）市”、上海青浦“吳市”之后，南方地區發現的第三批秦陶文。特別是北園遺址和混堂巷北遺址陶文“吳”字的寫法明顯不同，前者為典型的秦篆，后者為六國文字寫法，這一差異為研究“書同文”制度推行提供了典型案例。
除了混堂巷北及北園遺址的發現，地處蘇州公園北側的金城新村遺址，近年來發現遺跡現象30余處，出土完整及可復原器物300余件（組），對南方秦漢考古和歷史研究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該遺址的重要收獲之一是在江南地區發現并識別出了一批秦代文物，為蘇州城市考古首次發現。特別是大量密集性疊壓堆積的筒瓦、板瓦、瓦當等高等級建筑構件，在制作工藝和裝飾風格上，與陜甘地區秦代遺址出土的相關文物特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該遺址發現的部分陶罐、筒瓦等建筑構件和生活用器被成套展示在蘇州考古博物館內。不少游客參觀時，會特意去尋找一片帶“右”字戳印銘文的陶筒瓦。館內工作人員介紹，它指向的是秦代從事磚瓦燒制的工官機構“右司空”，“右”字陶片過去出土于秦宮、秦陵等秦代高等級建筑遺址。
在程義看來，秦統一之后，在全國推行“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等舉措，金城新村遺址發現的統一規制的官方建筑，以及混堂巷北、北園遺址出土的反映市場制度的“吳市”陶器，正是秦推行大一統制度的實物見證，表明地處江南的吳越舊地，正式納入中原王朝的有效管理范圍。
“綜合這三處遺址的發現，可以勾勒出吳越地區融入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歷史進程的更多細節。”程義說，秦統一六國后，在新征服區可能按照中央政府的統一規定修建了地方官方建筑，體現了統一多民族國家對地方的控制力。雖然官方建筑構件采用了核心區的規制，但日用之物多見具有濃郁楚國風格的陶器，這種明顯的差異反映出中央政權對帶有官方色彩的建筑采用了統一標準，而對民間日用陶器采取了因地制宜、尊重地方傳統的措施。
作為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蘇州保存有完好的城垣、城門和水陸交通體系。學者一般認為蘇州古城始建于春秋晚期，先后經過春秋吳國、戰國越國、楚國、秦漢、六朝、隋唐及以后的朝代，并一直延續至今，是典型的古今疊壓型城市。“這些發掘的遺址如同濃縮蘇州古城歷史的‘時間膠囊’，有助于幫助我們打撈起蘇州古城的千年回憶。”程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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