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燒的脫貧歲月（上）——河南蘭考脫貧攻堅口述）
更新時間：2025/5/8 11:22:31 來源：大河網-河南日報
時政要聞
口述人：胡良霞，2015年7月——2016年4月任河南省蘭考縣政府目標辦主任，縣委、縣政府督查局副局長。2016年4月——2017年4月任蘭考縣發展改革委副主任、扶貧辦主任。2017年4月——2019年1月，任蘭考縣改革辦常務副主任。現任蘭考縣桐鄉街道黨工委書記、四級調研員。
訪談組：陳思 陳曙光 陳晗
日期：2024年9月5日下午、6日上午
地點：蘭考縣經濟開發區管委會會議室
一、蘭考的“答卷”
載入縣志的新機構
習近平總書記是2014年3月17日來蘭考的，當時的蘭考縣委領導班子向總書記承諾了蘭考三年脫貧。2016年4月到2017年4月我擔任蘭考縣扶貧辦主任，負責三年中最后一年的脫貧工作具體落實。這個時間段，是脫貧攻堅打硬仗的時候。蘭考縣是2017年3月27日獲國務院批準摘帽，正式實現脫貧，實現了對習近平總書記“三年脫貧”的承諾，回答了“蘭考之問”，也以蘭考的脫貧告慰了“人民的好書記”焦裕祿。這個過程發生了很多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兒，我從頭說起吧。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來蘭考視察、調研、召開民主生活會的時候，我還是鄉鎮的副書記。總書記走了以后，我們省市縣先后進行了會議精神的傳達，告訴我們基層干部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實現脫貧。開始圍繞著縣域治理“三起來”（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省蘭考縣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強調要準確把握縣域治理特點和規律，把強縣和富民統一起來，把改革和發展結合起來，把城鎮和鄉村貫通起來，不斷取得事業發展新成績）布局我們的產業，提升我們的環境，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改革措施來實現我們最主要的任務——“三年脫貧，七年小康”。
國家部委、省、市及社會各界給予了蘭考更多的關注和支持。2015年，省里將蘭考作為“改革發展和加強黨的建設綜合試驗示范縣”，為我們注入了“強心劑”，全力支持蘭考發展，我們也是緊緊抓住這次機會，立誓干好，加壓奮斗。脫貧攻堅這項工作牽涉面廣、時間緊、任務重，我們在推進過程中發現：不作為、亂作為或消極作為的問題很多。所以要想干好，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職能部門針對性地抓。蘭考通過對制度的梳理和完善，整合了縣委督查室、縣政府督查室、縣政府目標管理辦公室、縣行政效能中心資源室，著手組建督查局，工作人員由全縣各個部門選調骨干力量組成，我就是從鄉鎮被遴選到督查局當副局長的。
督查局以踐行“三起來”為工作目標，從各個職能部門抽調骨干力量。因為這些同志“出身”的部門本身就有職能和權力，一定程度上就避免了來回協調各種煩瑣的關系，避免“踢皮球”。這樣就能把環境整治、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產業等所有跟脫貧攻堅有關的工作統在一塊兒，推進工作更有力更有效。
督查局是做什么事兒呢？簡單一點說就是查你該干的事干了沒有：布置作業、查作業。讓督查局作為一個工作的推動器，集中縣委督查室、縣政府督查室、紀委效能中心的職能，解決當時督查工作分散、政令不一的問題。
任何一個部門考進來的年輕人，一入職就先到督查局鍛煉，督查局涵蓋了全縣的所有工作，包括領導批示和現場調研交辦的重點任務、網民的留言，還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議案提案等等。督查局的各項工作只對縣委書記、縣長、縣委副書記、常務副縣長這4個人負責。推進重點任務直截了當，效能很高。
“突襲”摸底
我們的重點任務，是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來了以后，縣委領導班子從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里梳理出來的，逐步細分，進行調研、交辦、落實，縣委領導再針對性地根據不同階段工作做批示。主要內容是脫貧攻堅，而當時我們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全縣的貧困戶底子不清、數據不實。
2015年的一個晚上，時任蘭考縣縣長給我們督查局局長打電話，把他叫到縣政府。縣長問：“蘭考要兌現對習近平總書記的承諾，2017年就要摘掉貧困縣的帽子。現在的脫貧攻堅工作，我們心里有沒有底？”劉局長說：“現在還不太有底。”縣長說：“到底還差多少？具體情況怎么樣？首先數據咱們得摸清楚。”兩個人聊了很長時間，然后決定給我們幾個副局長打電話，布置任務。我們督查局一般都是晚上10點以后才會下班，大概夜里10點半，劉局長的電話來了，他說：“明天一早有一個任務。具體什么任務，先不透露，先把人員組織好。”于是我們連夜開始抽調人手。第二天早上7點，50個人集合完畢，他們來了都不知道什么事。我們把大家的手機全都收上來，然后把這50個人分配成兩個大組，分別對應2個鄉鎮，每個大組再分成8個小組，對應8個村，由小組長帶隊，直接出發，下村突襲做采樣調查。
工作人員先看村容村貌、人居環境，再入戶調查基層組織、老百姓對“兩委”干部的工作滿意度，還有老百姓對我們駐村工作隊的知曉率，如果老百姓不知道駐村工作隊，或者不認識駐村隊員是誰，那顯然就不是真駐村。我們還調查政策落實情況，直接問老百姓：“你該享受到的政策享受了沒有？”
兩個大組、16個小組入戶調查的同時，我們幾個副局長來回巡查，這16個村我們都跑到了。當村“兩委”發現的時候，我們已經準備收隊了，這16個村的數據都提取出來了，回來整理形成了一個報告，報給縣長。
調查的結果并不好。好多工作都沒做到位，暴露了很多問題，最嚴重的是數據中納入一些不符合條件的農戶，有些“檔外人員”沒有統計進來。因此縣長下了很大的決心，再進行全面的調查，摸清貧困戶底數，排查假貧困戶數據，為精準識別“回頭看”打好基礎。我們第一次突擊調查的這50個人已經成熟手了。下一步，我們就讓這50個人任小組長，再調動100多人進行編組。第二輪我們調動了175個同志下到村里，調查了23275戶。用13天的時間對全縣的脫貧攻堅工作來了一個大起底、大排查，針對性地查找那些識別不精準、政策落實不到位、環境衛生差等問題。
縣委經過深思熟慮，達成一個共識：把事情做好，經得起檢驗，才是真正的趨利避害。縣委討論后決定，還是要去揭這個傷疤，要不然將來對總書記沒法交代，對全國沒法交代。縣長說：“我們蘭考要爭取率先脫貧，后面很多地方都會來看我們、學我們，我們必須經得起查、經得起看、經得起算。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我們必須落實總書記的精準脫貧要求，真扶貧、扶真貧。”
我們下定決心，高標準地把活兒干好，我們下村的時候分小組，一戶一戶摸排，對照著原來的系統信息，逐戶去排查每戶的人口、年齡、收入、享受政策等信息。全部核實一遍，哪個與系統不符了，我們當場記錄下來。接下來，我們就從系統里把幾千個非貧困戶清除出去了。這些人他都已經進入了這個系統享受政策了，你給他拿掉，他思想上肯定不好接受，但如果不拿他，就會寒了更多群眾的心。這個系統同時又是動態的，我們把調查出來的真實貧困戶納入進去。當時央視《朝聞天下》的采訪團隊在這兒跟著我們報道，我們入戶，他們也入戶，晚上我們開會，他們也跟著開會。所以我們做的所有工作，能不能做好，在全國人民面前都是透明的。
同志們經過兩次小范圍暗訪，又經過大范圍摸排，思想上已經對精準脫貧的重視度越來越高了，我們的工作銜接也非常好，各村的數據質量是有保障的，但是高質量的數據需要高質量錄入國家系統。如果讓各村各鄉自己錄入，那些數據五花八門，各村對系統又不熟悉，到時都一定會給我們打電話問怎么弄，我們的技術人員隔著電話線又沒法指導。弄錯了、弄不成，都是很有可能的。
我們想了一個辦法，在縣里包了一個大型網吧，16個鄉鎮（街道）的180個人全都集中在這個網吧里，集中做錄入工作。那個工作場景非常壯觀，央視的記者也在這里拍攝、報道。這些打游戲的電腦性能是很好的，網速很快，但因為全國都在白天使用這個系統，就像高速會堵車一樣，于是我們就打時間差，用白天的時間核實信息，晚上8點再開始錄入。我們先把16個鄉鎮負責信息錄入的工作人員集中起來，開一個答疑會，有什么問題大家都提出來。也許我有的問題你也有，這樣共性的問題技術人員統一解答，就節約時間。答疑會開半個小時，開完會八點半開始錄入，幾名技術人員就在這待命，誰舉手就給誰提供指導，一直錄入到早晨。
這個活兒干了15天，我們分管的縣委領導每天在網吧里不出來，保證數據質量。當時我們的縣長已經任縣委書記，他每天晚上開完會都要到這個網吧去看看，有問題就及時解決。我們正在做這項工作的時候，國家“精準識別回頭看”任務布置下來了，我們比國家要求提前了20天完成。
火線受命
接下來，我們開始結合中央、省里、市里的政策，研究還有哪些弱項可以去補充，再來實施我們的政策。蘭考縣委研究自己的實際問題：比如產業的金融扶貧怎么搞；孩子的學前、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就學怎么保障；大病怎么報銷。其實老百姓花銷最大的還是就醫和就學，特別是家里要有個病號，就會拖累一家子人。像腎病透析、白血病透析，這種長期花銷大的疾病，都需要給予相應的政策。
大排查后，我們梳理總結出了9大類共性問題，比如雙向認知類、政策知曉類、基層組織建設類、產業發展類、集體經濟類、人居環境類等。在這些基礎上，還有14類個性化問題：各個村基礎不一樣，有的村本來就窮，就偏遠；派駐工作隊的單位條件也不一樣，有的單位小，力量相對薄弱，扶持力度自然也不大；有的工作隊員能力素質不一樣等等。集中研究后，蘭考在國家、省、市政策的基礎上，研究并推出了12項政策作為補充。政策有了，對象也精準了，接下來就是擼起袖子加油干了。
那天，我們在縣委開會，大家逐條匯報、研判、分析，把上述這些事情基本商議妥當了。上半場會議結束，休息10分鐘。我挺累的，坐在那兒發呆。下半場會議，當時的縣委書記說：“我們這次摸底調查出了這么多問題，下一步我們是要向中央交卷的，而且我們是要第一個交卷的。現在這種情況我們怎么辦？過去，因為種種原因，扶貧辦主任一直空缺，接下來我們要重點推進這個工作。怎么推？首先我們得明確一個負責人，主持工作，然后對我們現有的這些問題拿出方案。現在我宣布：縣委經研究決定，任命胡良霞同志為蘭考縣扶貧辦主任。”
我對此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吃了一驚。等我接受這個現實以后，馬上又對后面要開展的工作發起了愁：當時扶貧辦人員很少，我怎么干？我找書記要人，沒想到書記先找我了，他對我說：“你扶貧辦人不夠，督查局的20個人你先帶走。”我問：“哪20個人？”他說：“就是跟著你搞大摸底的那些人，你挑20個。”
督查局有30多個人是體制內的，我帶走的這20多人是由自籌編制考取的事業編，他們報考了之后已經被鄉鎮錄用了，在鄉鎮已經有崗位了，但上崗前還在督查局鍛煉。我從這里邊挑了20個人。人員到位以后，我根據工作需要把他們分成4個督導組。蘭考縣一共16個鄉鎮，我讓每個組負責4個鄉鎮，每天都下去督查。我們的任務，簡單地說就是把村里的貧困戶繼續精準化，把政策一一落實好，不斷地優化，把發條越上越緊。
當時因為是第一批脫貧，不知道標準是什么，我們縣委書記就去了省里多次，跟省里商量標準。因為國家的標準當時還沒出來，省里也是研究，暫時還拿不出標準，就讓蘭考自己回去找標準。后來我們自己制定了一批標準：比如考察貧困村退出的時候，要結合村里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文化場所等因素；還有集體經濟、產業發展、支部強與不強等情況。
貧困發生率不能高于2%，這也是一個標準。還有一個標準是群眾收入的穩定性要強，少一點沒關系，即使500、600、700元，只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渠道，事情就好辦。
我們有了一個標準，實際落實的時候，也會不斷調整。但是大的方向是一把尺子量到底，基本標準肯定不能破，比如貧困發生率是肯定不能破的，國家政策的落實、“兩不愁三保障”等等。
扶貧辦的工作不僅抓全面，還要抓細節。我們布置基礎工作、安排落實、抓推進、不斷考核，倒推時間表，確保全縣在預定時間內完成脫貧攻堅。什么活兒該工作隊干，什么活兒該村“兩委”干，什么活兒該鄉鎮干，還有各個職能部門，要各司其職。我們把任務合理分配到位，責任牢牢壓實，確保完成計劃目標，落實政策到戶。扶貧辦的4個督查組，每天都下去查問題、抓落實、推進產業布局，還要到重點監測的貧困戶家中調查。
有一戶人家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男主人將近70歲了，妻子智力障礙，生了5個孩子，其中最小的才2歲。他家里的環境極度臟亂差，我們第一次去入戶的時候，進門就沒有落腳的地方。他夫妻兩個還有5個大大小小的孩子，衣服也不知道多久沒洗，完全“包漿”了，看不出本來的顏色。我們根據政策給他家里做了研判，孩子必須享受教育扶貧政策，醫保也都給他們上好。之后責成村“兩委”和工作隊一定要教育和培養他家的生活行為習慣，督促他們定期洗澡、理發、洗衣服、打掃衛生、收拾好家里的環境。我們后來經常去，看到他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孩子也穿得整整齊齊，他家里人都很高興，我們也很高興。
不甘于“等靠要”
之前我們幾輪明察暗訪，已經把各個村的問題大體摸清楚了。當時我們常駐在村里的力量主要是駐村工作隊員。縣委書記親自開會，把駐村工作隊員、支部書記召集過來，開一個研討會，談一談現在問題在哪兒，痛點在哪兒，難點在哪兒，商量推進工作的辦法。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批優秀的駐村工作隊員，他們從各個單位來到農村，通過幾年的駐村也對農村有了深厚的感情，有了基層的工作經歷，有了農村的農業知識，有了跟群眾打交道的方法。我們就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
葡萄架鄉杜寨村的駐村隊員想在全村推廣蜜瓜產業，可是群眾的積極性不高，怕風險，讓誰干誰都搖頭。駐村工作隊隊長李國眾跟我說：“群眾不想干吶，想讓村里頭發展蜜瓜產業，群眾都說沒錢，你看能不能給弄點貸款，能不能有點什么政策？”我說：“行啊，貸款的事兒不難辦。”但是，一個村干部說：“現在根本不是貸款的事兒！是大家沒有積極性，得有人給他們打個樣。”
于是，我們就支持這個村干部先行先試，他也很能干，先搞了兩個大棚。他種的蜜瓜品種產量高，能收兩茬，端午節前后一茬、中秋節前后一茬，效益非常好，當年幾乎就回本了。大家看到收益了，積極性就都上來了，都紛紛開始種蜜瓜，不用動員也不要資金支持了。
那一年端午節放假的時候，我沒給誰打電話，早上六點半就開車直接到杜寨村。我一看，好家伙！地里一派熱鬧的景象，大家開三輪拉管子的、裁塑料布搭棚的，干得是熱火朝天。我正跟村里人聊天呢，電話響了，是駐村工作隊的隊長李國眾，他說：“你到村里來了？”我說：“我過來看看。假期不想打擾你，所以沒給你打電話。你繼續休假吧。”李國眾說：“現在正忙的時候，休啥假。我馬上到地頭了，你等我一會兒。”沒有幾分鐘，李國眾和村支書就都來了。我對他們說：“我來看看情況，摸摸群眾的訴求是什么，想要哪些方面的支持。比如蜜瓜雨季的時候最怕淹的，看看大棚配套的排水設施怎么搞，產業項目需不需要給你們弄，能有多大的規模。還有我們怎么申請項目資金，貸款都需要多少。我來調查這類事情。”李國眾對我說：“群眾這些訴求最近都不提了，也不提困難了。”我說：“怎么不提了？不需要了？”李國眾說：“不再‘等靠要’了，自己都想辦法干起來了。現在他們不僅不要貸款了，有的還想著流轉一些土地，多弄幾個大棚呢，誰還情愿在那兒干瞪眼看著別人發財呢！”
這個事就揭示了我們扶貧工作的一個規律：當群眾見不到利的時候，他就不愿意做，你怎么做動員也不一定管用，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概念。可是當他們看到村干部這兩棚瓜能頂他幾年收成的時候，他們就都心動了。當群眾的內生動力被激發、被調動起來的時候，一切困難其實都沒有多難。后來杜寨村也基本上沒辦什么貼息貸款，本來有的村民申請，后來又不申請了。其實大家只要想干，怎么也能干起來——能合作的就合作，能轉借的就轉借，還有其他一些社會資金介入，這個村的蜜瓜產業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運轉起來了。現在蘭考全縣的蜜瓜產業發展得很好，已經達到3萬畝左右。
蘭考蜜瓜最主要是通過新發地在北京銷售，后來又有其他地區，以及網絡銷售。現在蘭考蜜瓜很有名氣，我們縣委書記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的代表通道上，手里專門拿一個二維碼，就是向大家推介我們的蘭考蜜瓜。
新時代的“四面紅旗”
農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蜜瓜，要想盡辦法都給它賣出去，還要賣個好價錢，還要讓它供不應求，這個產業才能持續健康發展。當時我們的縣委書記壓力很大，要親自當推銷員。縣委書記、縣長們自帶流量，得想辦法利用起來。
縣委書記和我之間也在持續不斷地互相給壓力，他盯著我要落實，我盯著他要支持。脫貧攻堅那幾年，書記一見到我就問：“良霞，我們現在還有問題沒有？”我每次都說：“有問題。”他問：“上次定的事落實得好不好？”我每次都說：“落實得不好。”無論什么時間問，什么場合問，我都這么說。不過我有時候可能確實有一些悲觀，但我覺得我是客觀的。我們工作當中最大的制約是兩個方面：一是產業，一是基層組織。但基層組織在脫貧攻堅當中的核心作用是如何帶動產業發展。所以歸根結底還是產業。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無論是脫貧也好，小康也好，還是現在的鄉村振興也好，沒有產業做支撐，群眾就沒有增收的渠道，地方經濟就發展不上去。說一千道一萬，如果群眾不能穩定地掙到錢，都是白搭。所以一定要做產業，但做產業又是最難的：干起來之前難，我們自己需要衡量和判斷產業的合理性，還要說服群眾接受它；干起來之后更難，我們有必要幫助群眾扶持和培育產業，幫他規避風險，盡一切努力確保他不虧錢，能掙錢。這就需要基層組織發揮戰斗堡壘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說過，基層黨組織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沒有一個好的班子，怎么能夠帶領我們的農民脫貧呢？曾經我們出現這種情況：一說脫貧，村“兩委”干部就兩邊一站，哪涼快在哪待，不跟你見面。因為見了面，他們也不知道能跟你說啥，他們不知道產業如何發展，思路不清。而且村干部年齡也偏大，年輕人很少。年輕人有出去打工的，有當兵的，有做生意的，村里一個撐事的能人都沒有。這種情況下，我們基層干部的觀念就要轉變，要及時從管理者變為服務者。當你用干巴巴的行政命令指揮根本不起作用的時候，你只能幫助和引導他們。這種轉變，也是我們通過脫貧攻堅實現了對自身職責和角色的一種認知轉換，也促進村干部的認知轉換。
有的村干部認知轉換不了，就堅決要把他換掉。以前部分村干部有一種比較幼稚的認知：我跺跺腳，這個村都得搖三搖，你們這些男女老少都得聽我的。只要村里不出事兒，大家都消停待著，我村干部就當得穩如泰山。你讓他發展產業，他沒那個概念，也沒那個信心。我們發現這樣的村干部是不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是沒用的，這些人必須換下去，我們要找致富帶頭人當村干部。我們通過脫貧攻堅發現了一些致富能手、種植大戶、產業帶頭人，通過2016年的換屆選舉，把這樣的人安排在村干部的崗位上。
這個安排，我們縣里如何跟鄉鎮協調呢？因為縣里肯定沒有鄉鎮扎得深、了解得透徹。這種情況下，“能手”“大戶”“帶頭人”都屬于感性認知，我們怎么通過量化來確認他是村里人信服的村干部呢？在這一點上，蘭考借鑒了半個多世紀之前焦裕祿書記曾經給我們提供的好經驗，在縣級層面搞了一個“四面紅旗”村的評選，我們通過這一套系統性的評選，讓那些能把村里的事弄好的人才脫穎而出。
“四面紅旗”是源于我們對焦裕祿書記工作方法的傳承。當年，“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干勁、雙楊樹的道路”這“四面紅旗”表彰的每一個村，都振奮了蘭考人的精神，打開了蘭考發展的局面。我們沿襲這種做法，但內部結構和具體操作又有區別。新時代的“四面紅旗”，在農村是評選“基層黨建紅旗”“脫貧攻堅紅旗”“產業發展紅旗”“美麗村莊紅旗”；在社區是評選“基層黨建紅旗”“文明新風紅旗”“治理有效紅旗”“服務群眾紅旗”。“四面紅旗”的標準給出來，每一個村都可以申請參評。“四面紅旗”的評選是為了夯實基層組織，這個是最關鍵的。脫貧攻堅中，派駐的工作隊是幫助村里和群眾爬坡的，所起的作用應該是“推車的”，村“兩委”才是“拉車”的，拉著群眾往前奔。當時有的村“兩委”不但不“拉車”，反倒成了“坐車”的了，真是“工作隊用力干，村干部兩邊站，貧困戶甩手看”。但隨著我們四大班子齊上陣，縣鄉干部沒有一個閑散人，就連團委、婦聯、黨史、文聯等這些非業務部門也都是各盡其能，上下一盤棋，擰成一股繩，同干一件事，群眾親眼看到并親身感受到了全縣用真心掏真力的付出，由“原來的干部干群眾看”轉變成了“領導領著干，干部比著干，群眾跟著干”，大家的積極性一下子激發起來了，掀起了評選紅旗的熱潮。
那個時期，我們脫貧攻堅駐村工作隊員勁頭很足，“五天四夜”、加班加點，夫妻隊員、父子隊員甚至是家庭總動員，幫助村里、戶里發展產業，提升設施，改善環境。為了激勵隊員，我們還開展了“駐村工作標兵”評選，沒有機械性的評選指標，只看實績。
第一次評“駐村工作標兵”很有意思。當時第一批評選了20名，沒有打分表、評定表，沒有考核組，而是分管扶貧工作的縣領導、督查局局長和我，在縣委常委、辦公室主任的辦公室，根據平時通過經常入村走訪群眾、村內產業發展收效、基礎設施環境提升等掌握的情況，在大白板直接用“正”號標選的。
評選結果一出來，我們縣委書記剛好上樓，看見會議室很熱鬧，我們都在討論。他一看，結果已經出來了，他說跟他掌握的情況是相符的。我們縣委書記當場就說：“拍下來，發出去。”我就把大白板的照片拍下來，直接發到脫貧攻堅的大群里。發完以后不到兩分鐘，兩個縣領導的手機就響了，打電話的有鄉鎮的領導，有縣直部門的領導，有駐村工作隊員，甚至還有工作隊員的家屬，他們關切地問：“俺們村為啥沒得紅旗？”“俺們村干得也不賴。”縣領導就解釋：“我們這個評選是公正的，是大家調查和討論的結果。”“你們確實哪一點哪一點還不足。”“馬上第二輪評選，你們再爭取得紅旗。”
大家積極性很高，都努力干。在那幾個月，村里干勁十足，一天一個變化。直到國家第三方評估組到達蘭考之前，我們一直在抓政策的落實，抓村容村貌的改變，抓“五凈一規范”。我們發起了“沖鋒行動”，在人居環境、村容村貌、戶容戶貌和培養老百姓良好生活習慣等方面來了一個大提升。巨大的壓力帶來了巨大的動力，那段時間蘭考真的是日新月異，舊貌換新顏。
產業發展節節高
近年來，蘭考縣的農業“新三寶”、家居產業、樂器產業等蓬勃發展，呈現星火燎原之勢。農業產業方面，我們有畜牧業現代化，還有苜蓿草種植。蜜瓜、紅薯、花生并稱為我們的“新三寶”。這些都是脫貧攻堅期間起步做，培育壯大，現在都實現了深加工，開始做大做強。
工業方面，我們注重引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目的是給群眾增加就業崗位，把強縣和富民結合起來。家居產業是我們的一個亮點產業，解決了大量就業。我們以家居產業帶動了6個鄉鎮做配套，讓產業鏈向鄉鎮延伸。鄉鎮有產業是個特別好的事兒：群眾都可以在家門口就業，騎個電動車，幾分鐘、十幾分鐘就能到工廠上班，有穩定收入的同時，下班后還能照顧地里的農活，照顧家人。蘭考鄉鎮的配套工廠技術不高、規模不大，但可以做一些木條、木板，做板材的初步加工，運到縣城，再做深加工。
還有我們的樂器產業。焦裕祿書記當年治理“三害”的時候帶領大家種的泡桐樹，本來是用來防風固沙、治理“三害”的，后來誰也沒想到，現在泡桐成了我們樂器產業很好的材料，成了綠色銀行，也變成了我們的特色產業。我們的堌陽鎮現在成了全國知名的樂器小鎮，是中國民族樂器的品牌生產基地。脫貧攻堅以前我們就有這個產業，脫貧攻堅期間，我們把樂器產業做得更大更強。在徐場村，家家戶戶都做樂器，做樂器的配套，比如琴弦、包布、碼子等。樂器這種產品，規模不一定大，但銷量都非常好，而且附加值很高。我們現在跟中央民族大學音樂學院也建立了校企聯合，把民族樂器的品牌進一步做大做強。過兩天我們也要舉辦農民音樂節了，配合著我們的農民豐收節，還有家居展銷會，把蘭考的特色產業好好向社會推廣。
蘭考發展產業，有鄉賢返鄉創業帶動，也有大學生創業帶動，現在我們搞的那種“科技小院”模式，是中國農業大學首創的，以研究生為主，零距離、零門檻、零時差、零費用地服務于農戶和生產組織，推進農業發展和鄉村振興的科技助農新模式。有一個河南農業大學畢業的學生，1992年出生的，他一直在家鄉搞小米種植，小米的品質非常好，現在已經擴展到其他鄉鎮。
當然，歸根結底，國家、省里、市里對蘭考的支持和幫助是力度最大的，也是最關鍵的，很多大開大合的做法取得了奇效。政策上，省里綜合試驗示范縣的文件出臺，就是對我們一個極大的支持。省直單位一些干部下來掛職起到了很大促進作用，掛職干部有一定的級別，一般都是副處級、正科級的，他們辦事有力度，給我們的幫助是相當大的。
脫貧攻堅是一場必須打贏打好的硬仗。我們黨的力量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無法比擬的。脫貧攻堅這場全方位、總動員、大火力覆蓋的立體戰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三年的時間，蘭考實現了對總書記的承諾，所有項目考核都達標。河南省委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蘭考完成了脫貧摘帽的任務。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了鄉村振興這個階段。隨后，我就離開了扶貧辦。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在蘭考的領導班子和同志們打下的良好基礎上，終于完成了階段性任務，心里特別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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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網免責聲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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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胡良霞，2015年7月——2016年4月任河南省蘭考縣政府目標辦主任，縣委、縣政府督查局副局長。2016年4月——2017年4月任蘭考縣發展改革委副主任、扶貧辦主任。2017年4月——2019年1月，任蘭考縣改革辦常務副主任。現任蘭考縣桐鄉街道黨工委書記、四級調研員。
訪談組：陳思 陳曙光 陳晗
日期：2024年9月5日下午、6日上午
地點：蘭考縣經濟開發區管委會會議室
一、蘭考的“答卷”
載入縣志的新機構
習近平總書記是2014年3月17日來蘭考的，當時的蘭考縣委領導班子向總書記承諾了蘭考三年脫貧。2016年4月到2017年4月我擔任蘭考縣扶貧辦主任，負責三年中最后一年的脫貧工作具體落實。這個時間段，是脫貧攻堅打硬仗的時候。蘭考縣是2017年3月27日獲國務院批準摘帽，正式實現脫貧，實現了對習近平總書記“三年脫貧”的承諾，回答了“蘭考之問”，也以蘭考的脫貧告慰了“人民的好書記”焦裕祿。這個過程發生了很多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兒，我從頭說起吧。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來蘭考視察、調研、召開民主生活會的時候，我還是鄉鎮的副書記。總書記走了以后，我們省市縣先后進行了會議精神的傳達，告訴我們基層干部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實現脫貧。開始圍繞著縣域治理“三起來”（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省蘭考縣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強調要準確把握縣域治理特點和規律，把強縣和富民統一起來，把改革和發展結合起來，把城鎮和鄉村貫通起來，不斷取得事業發展新成績）布局我們的產業，提升我們的環境，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改革措施來實現我們最主要的任務——“三年脫貧，七年小康”。
國家部委、省、市及社會各界給予了蘭考更多的關注和支持。2015年，省里將蘭考作為“改革發展和加強黨的建設綜合試驗示范縣”，為我們注入了“強心劑”，全力支持蘭考發展，我們也是緊緊抓住這次機會，立誓干好，加壓奮斗。脫貧攻堅這項工作牽涉面廣、時間緊、任務重，我們在推進過程中發現：不作為、亂作為或消極作為的問題很多。所以要想干好，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職能部門針對性地抓。蘭考通過對制度的梳理和完善，整合了縣委督查室、縣政府督查室、縣政府目標管理辦公室、縣行政效能中心資源室，著手組建督查局，工作人員由全縣各個部門選調骨干力量組成，我就是從鄉鎮被遴選到督查局當副局長的。
督查局以踐行“三起來”為工作目標，從各個職能部門抽調骨干力量。因為這些同志“出身”的部門本身就有職能和權力，一定程度上就避免了來回協調各種煩瑣的關系，避免“踢皮球”。這樣就能把環境整治、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產業等所有跟脫貧攻堅有關的工作統在一塊兒，推進工作更有力更有效。
督查局是做什么事兒呢？簡單一點說就是查你該干的事干了沒有：布置作業、查作業。讓督查局作為一個工作的推動器，集中縣委督查室、縣政府督查室、紀委效能中心的職能，解決當時督查工作分散、政令不一的問題。
任何一個部門考進來的年輕人，一入職就先到督查局鍛煉，督查局涵蓋了全縣的所有工作，包括領導批示和現場調研交辦的重點任務、網民的留言，還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議案提案等等。督查局的各項工作只對縣委書記、縣長、縣委副書記、常務副縣長這4個人負責。推進重點任務直截了當，效能很高。
“突襲”摸底
我們的重點任務，是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來了以后，縣委領導班子從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里梳理出來的，逐步細分，進行調研、交辦、落實，縣委領導再針對性地根據不同階段工作做批示。主要內容是脫貧攻堅，而當時我們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全縣的貧困戶底子不清、數據不實。
2015年的一個晚上，時任蘭考縣縣長給我們督查局局長打電話，把他叫到縣政府。縣長問：“蘭考要兌現對習近平總書記的承諾，2017年就要摘掉貧困縣的帽子。現在的脫貧攻堅工作，我們心里有沒有底？”劉局長說：“現在還不太有底。”縣長說：“到底還差多少？具體情況怎么樣？首先數據咱們得摸清楚。”兩個人聊了很長時間，然后決定給我們幾個副局長打電話，布置任務。我們督查局一般都是晚上10點以后才會下班，大概夜里10點半，劉局長的電話來了，他說：“明天一早有一個任務。具體什么任務，先不透露，先把人員組織好。”于是我們連夜開始抽調人手。第二天早上7點，50個人集合完畢，他們來了都不知道什么事。我們把大家的手機全都收上來，然后把這50個人分配成兩個大組，分別對應2個鄉鎮，每個大組再分成8個小組，對應8個村，由小組長帶隊，直接出發，下村突襲做采樣調查。
工作人員先看村容村貌、人居環境，再入戶調查基層組織、老百姓對“兩委”干部的工作滿意度，還有老百姓對我們駐村工作隊的知曉率，如果老百姓不知道駐村工作隊，或者不認識駐村隊員是誰，那顯然就不是真駐村。我們還調查政策落實情況，直接問老百姓：“你該享受到的政策享受了沒有？”
兩個大組、16個小組入戶調查的同時，我們幾個副局長來回巡查，這16個村我們都跑到了。當村“兩委”發現的時候，我們已經準備收隊了，這16個村的數據都提取出來了，回來整理形成了一個報告，報給縣長。
調查的結果并不好。好多工作都沒做到位，暴露了很多問題，最嚴重的是數據中納入一些不符合條件的農戶，有些“檔外人員”沒有統計進來。因此縣長下了很大的決心，再進行全面的調查，摸清貧困戶底數，排查假貧困戶數據，為精準識別“回頭看”打好基礎。我們第一次突擊調查的這50個人已經成熟手了。下一步，我們就讓這50個人任小組長，再調動100多人進行編組。第二輪我們調動了175個同志下到村里，調查了23275戶。用13天的時間對全縣的脫貧攻堅工作來了一個大起底、大排查，針對性地查找那些識別不精準、政策落實不到位、環境衛生差等問題。
縣委經過深思熟慮，達成一個共識：把事情做好，經得起檢驗，才是真正的趨利避害。縣委討論后決定，還是要去揭這個傷疤，要不然將來對總書記沒法交代，對全國沒法交代。縣長說：“我們蘭考要爭取率先脫貧，后面很多地方都會來看我們、學我們，我們必須經得起查、經得起看、經得起算。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我們必須落實總書記的精準脫貧要求，真扶貧、扶真貧。”
我們下定決心，高標準地把活兒干好，我們下村的時候分小組，一戶一戶摸排，對照著原來的系統信息，逐戶去排查每戶的人口、年齡、收入、享受政策等信息。全部核實一遍，哪個與系統不符了，我們當場記錄下來。接下來，我們就從系統里把幾千個非貧困戶清除出去了。這些人他都已經進入了這個系統享受政策了，你給他拿掉，他思想上肯定不好接受，但如果不拿他，就會寒了更多群眾的心。這個系統同時又是動態的，我們把調查出來的真實貧困戶納入進去。當時央視《朝聞天下》的采訪團隊在這兒跟著我們報道，我們入戶，他們也入戶，晚上我們開會，他們也跟著開會。所以我們做的所有工作，能不能做好，在全國人民面前都是透明的。
同志們經過兩次小范圍暗訪，又經過大范圍摸排，思想上已經對精準脫貧的重視度越來越高了，我們的工作銜接也非常好，各村的數據質量是有保障的，但是高質量的數據需要高質量錄入國家系統。如果讓各村各鄉自己錄入，那些數據五花八門，各村對系統又不熟悉，到時都一定會給我們打電話問怎么弄，我們的技術人員隔著電話線又沒法指導。弄錯了、弄不成，都是很有可能的。
我們想了一個辦法，在縣里包了一個大型網吧，16個鄉鎮（街道）的180個人全都集中在這個網吧里，集中做錄入工作。那個工作場景非常壯觀，央視的記者也在這里拍攝、報道。這些打游戲的電腦性能是很好的，網速很快，但因為全國都在白天使用這個系統，就像高速會堵車一樣，于是我們就打時間差，用白天的時間核實信息，晚上8點再開始錄入。我們先把16個鄉鎮負責信息錄入的工作人員集中起來，開一個答疑會，有什么問題大家都提出來。也許我有的問題你也有，這樣共性的問題技術人員統一解答，就節約時間。答疑會開半個小時，開完會八點半開始錄入，幾名技術人員就在這待命，誰舉手就給誰提供指導，一直錄入到早晨。
這個活兒干了15天，我們分管的縣委領導每天在網吧里不出來，保證數據質量。當時我們的縣長已經任縣委書記，他每天晚上開完會都要到這個網吧去看看，有問題就及時解決。我們正在做這項工作的時候，國家“精準識別回頭看”任務布置下來了，我們比國家要求提前了20天完成。
火線受命
接下來，我們開始結合中央、省里、市里的政策，研究還有哪些弱項可以去補充，再來實施我們的政策。蘭考縣委研究自己的實際問題：比如產業的金融扶貧怎么搞；孩子的學前、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就學怎么保障；大病怎么報銷。其實老百姓花銷最大的還是就醫和就學，特別是家里要有個病號，就會拖累一家子人。像腎病透析、白血病透析，這種長期花銷大的疾病，都需要給予相應的政策。
大排查后，我們梳理總結出了9大類共性問題，比如雙向認知類、政策知曉類、基層組織建設類、產業發展類、集體經濟類、人居環境類等。在這些基礎上，還有14類個性化問題：各個村基礎不一樣，有的村本來就窮，就偏遠；派駐工作隊的單位條件也不一樣，有的單位小，力量相對薄弱，扶持力度自然也不大；有的工作隊員能力素質不一樣等等。集中研究后，蘭考在國家、省、市政策的基礎上，研究并推出了12項政策作為補充。政策有了，對象也精準了，接下來就是擼起袖子加油干了。
那天，我們在縣委開會，大家逐條匯報、研判、分析，把上述這些事情基本商議妥當了。上半場會議結束，休息10分鐘。我挺累的，坐在那兒發呆。下半場會議，當時的縣委書記說：“我們這次摸底調查出了這么多問題，下一步我們是要向中央交卷的，而且我們是要第一個交卷的。現在這種情況我們怎么辦？過去，因為種種原因，扶貧辦主任一直空缺，接下來我們要重點推進這個工作。怎么推？首先我們得明確一個負責人，主持工作，然后對我們現有的這些問題拿出方案。現在我宣布：縣委經研究決定，任命胡良霞同志為蘭考縣扶貧辦主任。”
我對此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吃了一驚。等我接受這個現實以后，馬上又對后面要開展的工作發起了愁：當時扶貧辦人員很少，我怎么干？我找書記要人，沒想到書記先找我了，他對我說：“你扶貧辦人不夠，督查局的20個人你先帶走。”我問：“哪20個人？”他說：“就是跟著你搞大摸底的那些人，你挑20個。”
督查局有30多個人是體制內的，我帶走的這20多人是由自籌編制考取的事業編，他們報考了之后已經被鄉鎮錄用了，在鄉鎮已經有崗位了，但上崗前還在督查局鍛煉。我從這里邊挑了20個人。人員到位以后，我根據工作需要把他們分成4個督導組。蘭考縣一共16個鄉鎮，我讓每個組負責4個鄉鎮，每天都下去督查。我們的任務，簡單地說就是把村里的貧困戶繼續精準化，把政策一一落實好，不斷地優化，把發條越上越緊。
當時因為是第一批脫貧，不知道標準是什么，我們縣委書記就去了省里多次，跟省里商量標準。因為國家的標準當時還沒出來，省里也是研究，暫時還拿不出標準，就讓蘭考自己回去找標準。后來我們自己制定了一批標準：比如考察貧困村退出的時候，要結合村里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文化場所等因素；還有集體經濟、產業發展、支部強與不強等情況。
貧困發生率不能高于2%，這也是一個標準。還有一個標準是群眾收入的穩定性要強，少一點沒關系，即使500、600、700元，只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渠道，事情就好辦。
我們有了一個標準，實際落實的時候，也會不斷調整。但是大的方向是一把尺子量到底，基本標準肯定不能破，比如貧困發生率是肯定不能破的，國家政策的落實、“兩不愁三保障”等等。
扶貧辦的工作不僅抓全面，還要抓細節。我們布置基礎工作、安排落實、抓推進、不斷考核，倒推時間表，確保全縣在預定時間內完成脫貧攻堅。什么活兒該工作隊干，什么活兒該村“兩委”干，什么活兒該鄉鎮干，還有各個職能部門，要各司其職。我們把任務合理分配到位，責任牢牢壓實，確保完成計劃目標，落實政策到戶。扶貧辦的4個督查組，每天都下去查問題、抓落實、推進產業布局，還要到重點監測的貧困戶家中調查。
有一戶人家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男主人將近70歲了，妻子智力障礙，生了5個孩子，其中最小的才2歲。他家里的環境極度臟亂差，我們第一次去入戶的時候，進門就沒有落腳的地方。他夫妻兩個還有5個大大小小的孩子，衣服也不知道多久沒洗，完全“包漿”了，看不出本來的顏色。我們根據政策給他家里做了研判，孩子必須享受教育扶貧政策，醫保也都給他們上好。之后責成村“兩委”和工作隊一定要教育和培養他家的生活行為習慣，督促他們定期洗澡、理發、洗衣服、打掃衛生、收拾好家里的環境。我們后來經常去，看到他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孩子也穿得整整齊齊，他家里人都很高興，我們也很高興。
不甘于“等靠要”
之前我們幾輪明察暗訪，已經把各個村的問題大體摸清楚了。當時我們常駐在村里的力量主要是駐村工作隊員。縣委書記親自開會，把駐村工作隊員、支部書記召集過來，開一個研討會，談一談現在問題在哪兒，痛點在哪兒，難點在哪兒，商量推進工作的辦法。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批優秀的駐村工作隊員，他們從各個單位來到農村，通過幾年的駐村也對農村有了深厚的感情，有了基層的工作經歷，有了農村的農業知識，有了跟群眾打交道的方法。我們就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
葡萄架鄉杜寨村的駐村隊員想在全村推廣蜜瓜產業，可是群眾的積極性不高，怕風險，讓誰干誰都搖頭。駐村工作隊隊長李國眾跟我說：“群眾不想干吶，想讓村里頭發展蜜瓜產業，群眾都說沒錢，你看能不能給弄點貸款，能不能有點什么政策？”我說：“行啊，貸款的事兒不難辦。”但是，一個村干部說：“現在根本不是貸款的事兒！是大家沒有積極性，得有人給他們打個樣。”
于是，我們就支持這個村干部先行先試，他也很能干，先搞了兩個大棚。他種的蜜瓜品種產量高，能收兩茬，端午節前后一茬、中秋節前后一茬，效益非常好，當年幾乎就回本了。大家看到收益了，積極性就都上來了，都紛紛開始種蜜瓜，不用動員也不要資金支持了。
那一年端午節放假的時候，我沒給誰打電話，早上六點半就開車直接到杜寨村。我一看，好家伙！地里一派熱鬧的景象，大家開三輪拉管子的、裁塑料布搭棚的，干得是熱火朝天。我正跟村里人聊天呢，電話響了，是駐村工作隊的隊長李國眾，他說：“你到村里來了？”我說：“我過來看看。假期不想打擾你，所以沒給你打電話。你繼續休假吧。”李國眾說：“現在正忙的時候，休啥假。我馬上到地頭了，你等我一會兒。”沒有幾分鐘，李國眾和村支書就都來了。我對他們說：“我來看看情況，摸摸群眾的訴求是什么，想要哪些方面的支持。比如蜜瓜雨季的時候最怕淹的，看看大棚配套的排水設施怎么搞，產業項目需不需要給你們弄，能有多大的規模。還有我們怎么申請項目資金，貸款都需要多少。我來調查這類事情。”李國眾對我說：“群眾這些訴求最近都不提了，也不提困難了。”我說：“怎么不提了？不需要了？”李國眾說：“不再‘等靠要’了，自己都想辦法干起來了。現在他們不僅不要貸款了，有的還想著流轉一些土地，多弄幾個大棚呢，誰還情愿在那兒干瞪眼看著別人發財呢！”
這個事就揭示了我們扶貧工作的一個規律：當群眾見不到利的時候，他就不愿意做，你怎么做動員也不一定管用，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概念。可是當他們看到村干部這兩棚瓜能頂他幾年收成的時候，他們就都心動了。當群眾的內生動力被激發、被調動起來的時候，一切困難其實都沒有多難。后來杜寨村也基本上沒辦什么貼息貸款，本來有的村民申請，后來又不申請了。其實大家只要想干，怎么也能干起來——能合作的就合作，能轉借的就轉借，還有其他一些社會資金介入，這個村的蜜瓜產業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運轉起來了。現在蘭考全縣的蜜瓜產業發展得很好，已經達到3萬畝左右。
蘭考蜜瓜最主要是通過新發地在北京銷售，后來又有其他地區，以及網絡銷售。現在蘭考蜜瓜很有名氣，我們縣委書記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的代表通道上，手里專門拿一個二維碼，就是向大家推介我們的蘭考蜜瓜。
新時代的“四面紅旗”
農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蜜瓜，要想盡辦法都給它賣出去，還要賣個好價錢，還要讓它供不應求，這個產業才能持續健康發展。當時我們的縣委書記壓力很大，要親自當推銷員。縣委書記、縣長們自帶流量，得想辦法利用起來。
縣委書記和我之間也在持續不斷地互相給壓力，他盯著我要落實，我盯著他要支持。脫貧攻堅那幾年，書記一見到我就問：“良霞，我們現在還有問題沒有？”我每次都說：“有問題。”他問：“上次定的事落實得好不好？”我每次都說：“落實得不好。”無論什么時間問，什么場合問，我都這么說。不過我有時候可能確實有一些悲觀，但我覺得我是客觀的。我們工作當中最大的制約是兩個方面：一是產業，一是基層組織。但基層組織在脫貧攻堅當中的核心作用是如何帶動產業發展。所以歸根結底還是產業。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無論是脫貧也好，小康也好，還是現在的鄉村振興也好，沒有產業做支撐，群眾就沒有增收的渠道，地方經濟就發展不上去。說一千道一萬，如果群眾不能穩定地掙到錢，都是白搭。所以一定要做產業，但做產業又是最難的：干起來之前難，我們自己需要衡量和判斷產業的合理性，還要說服群眾接受它；干起來之后更難，我們有必要幫助群眾扶持和培育產業，幫他規避風險，盡一切努力確保他不虧錢，能掙錢。這就需要基層組織發揮戰斗堡壘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說過，基層黨組織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沒有一個好的班子，怎么能夠帶領我們的農民脫貧呢？曾經我們出現這種情況：一說脫貧，村“兩委”干部就兩邊一站，哪涼快在哪待，不跟你見面。因為見了面，他們也不知道能跟你說啥，他們不知道產業如何發展，思路不清。而且村干部年齡也偏大，年輕人很少。年輕人有出去打工的，有當兵的，有做生意的，村里一個撐事的能人都沒有。這種情況下，我們基層干部的觀念就要轉變，要及時從管理者變為服務者。當你用干巴巴的行政命令指揮根本不起作用的時候，你只能幫助和引導他們。這種轉變，也是我們通過脫貧攻堅實現了對自身職責和角色的一種認知轉換，也促進村干部的認知轉換。
有的村干部認知轉換不了，就堅決要把他換掉。以前部分村干部有一種比較幼稚的認知：我跺跺腳，這個村都得搖三搖，你們這些男女老少都得聽我的。只要村里不出事兒，大家都消停待著，我村干部就當得穩如泰山。你讓他發展產業，他沒那個概念，也沒那個信心。我們發現這樣的村干部是不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是沒用的，這些人必須換下去，我們要找致富帶頭人當村干部。我們通過脫貧攻堅發現了一些致富能手、種植大戶、產業帶頭人，通過2016年的換屆選舉，把這樣的人安排在村干部的崗位上。
這個安排，我們縣里如何跟鄉鎮協調呢？因為縣里肯定沒有鄉鎮扎得深、了解得透徹。這種情況下，“能手”“大戶”“帶頭人”都屬于感性認知，我們怎么通過量化來確認他是村里人信服的村干部呢？在這一點上，蘭考借鑒了半個多世紀之前焦裕祿書記曾經給我們提供的好經驗，在縣級層面搞了一個“四面紅旗”村的評選，我們通過這一套系統性的評選，讓那些能把村里的事弄好的人才脫穎而出。
“四面紅旗”是源于我們對焦裕祿書記工作方法的傳承。當年，“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干勁、雙楊樹的道路”這“四面紅旗”表彰的每一個村，都振奮了蘭考人的精神，打開了蘭考發展的局面。我們沿襲這種做法，但內部結構和具體操作又有區別。新時代的“四面紅旗”，在農村是評選“基層黨建紅旗”“脫貧攻堅紅旗”“產業發展紅旗”“美麗村莊紅旗”；在社區是評選“基層黨建紅旗”“文明新風紅旗”“治理有效紅旗”“服務群眾紅旗”。“四面紅旗”的標準給出來，每一個村都可以申請參評。“四面紅旗”的評選是為了夯實基層組織，這個是最關鍵的。脫貧攻堅中，派駐的工作隊是幫助村里和群眾爬坡的，所起的作用應該是“推車的”，村“兩委”才是“拉車”的，拉著群眾往前奔。當時有的村“兩委”不但不“拉車”，反倒成了“坐車”的了，真是“工作隊用力干，村干部兩邊站，貧困戶甩手看”。但隨著我們四大班子齊上陣，縣鄉干部沒有一個閑散人，就連團委、婦聯、黨史、文聯等這些非業務部門也都是各盡其能，上下一盤棋，擰成一股繩，同干一件事，群眾親眼看到并親身感受到了全縣用真心掏真力的付出，由“原來的干部干群眾看”轉變成了“領導領著干，干部比著干，群眾跟著干”，大家的積極性一下子激發起來了，掀起了評選紅旗的熱潮。
那個時期，我們脫貧攻堅駐村工作隊員勁頭很足，“五天四夜”、加班加點，夫妻隊員、父子隊員甚至是家庭總動員，幫助村里、戶里發展產業，提升設施，改善環境。為了激勵隊員，我們還開展了“駐村工作標兵”評選，沒有機械性的評選指標，只看實績。
第一次評“駐村工作標兵”很有意思。當時第一批評選了20名，沒有打分表、評定表，沒有考核組，而是分管扶貧工作的縣領導、督查局局長和我，在縣委常委、辦公室主任的辦公室，根據平時通過經常入村走訪群眾、村內產業發展收效、基礎設施環境提升等掌握的情況，在大白板直接用“正”號標選的。
評選結果一出來，我們縣委書記剛好上樓，看見會議室很熱鬧，我們都在討論。他一看，結果已經出來了，他說跟他掌握的情況是相符的。我們縣委書記當場就說：“拍下來，發出去。”我就把大白板的照片拍下來，直接發到脫貧攻堅的大群里。發完以后不到兩分鐘，兩個縣領導的手機就響了，打電話的有鄉鎮的領導，有縣直部門的領導，有駐村工作隊員，甚至還有工作隊員的家屬，他們關切地問：“俺們村為啥沒得紅旗？”“俺們村干得也不賴。”縣領導就解釋：“我們這個評選是公正的，是大家調查和討論的結果。”“你們確實哪一點哪一點還不足。”“馬上第二輪評選，你們再爭取得紅旗。”
大家積極性很高，都努力干。在那幾個月，村里干勁十足，一天一個變化。直到國家第三方評估組到達蘭考之前，我們一直在抓政策的落實，抓村容村貌的改變，抓“五凈一規范”。我們發起了“沖鋒行動”，在人居環境、村容村貌、戶容戶貌和培養老百姓良好生活習慣等方面來了一個大提升。巨大的壓力帶來了巨大的動力，那段時間蘭考真的是日新月異，舊貌換新顏。
產業發展節節高
近年來，蘭考縣的農業“新三寶”、家居產業、樂器產業等蓬勃發展，呈現星火燎原之勢。農業產業方面，我們有畜牧業現代化，還有苜蓿草種植。蜜瓜、紅薯、花生并稱為我們的“新三寶”。這些都是脫貧攻堅期間起步做，培育壯大，現在都實現了深加工，開始做大做強。
工業方面，我們注重引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目的是給群眾增加就業崗位，把強縣和富民結合起來。家居產業是我們的一個亮點產業，解決了大量就業。我們以家居產業帶動了6個鄉鎮做配套，讓產業鏈向鄉鎮延伸。鄉鎮有產業是個特別好的事兒：群眾都可以在家門口就業，騎個電動車，幾分鐘、十幾分鐘就能到工廠上班，有穩定收入的同時，下班后還能照顧地里的農活，照顧家人。蘭考鄉鎮的配套工廠技術不高、規模不大，但可以做一些木條、木板，做板材的初步加工，運到縣城，再做深加工。
還有我們的樂器產業。焦裕祿書記當年治理“三害”的時候帶領大家種的泡桐樹，本來是用來防風固沙、治理“三害”的，后來誰也沒想到，現在泡桐成了我們樂器產業很好的材料，成了綠色銀行，也變成了我們的特色產業。我們的堌陽鎮現在成了全國知名的樂器小鎮，是中國民族樂器的品牌生產基地。脫貧攻堅以前我們就有這個產業，脫貧攻堅期間，我們把樂器產業做得更大更強。在徐場村，家家戶戶都做樂器，做樂器的配套，比如琴弦、包布、碼子等。樂器這種產品，規模不一定大，但銷量都非常好，而且附加值很高。我們現在跟中央民族大學音樂學院也建立了校企聯合，把民族樂器的品牌進一步做大做強。過兩天我們也要舉辦農民音樂節了，配合著我們的農民豐收節，還有家居展銷會，把蘭考的特色產業好好向社會推廣。
蘭考發展產業，有鄉賢返鄉創業帶動，也有大學生創業帶動，現在我們搞的那種“科技小院”模式，是中國農業大學首創的，以研究生為主，零距離、零門檻、零時差、零費用地服務于農戶和生產組織，推進農業發展和鄉村振興的科技助農新模式。有一個河南農業大學畢業的學生，1992年出生的，他一直在家鄉搞小米種植，小米的品質非常好，現在已經擴展到其他鄉鎮。
當然，歸根結底，國家、省里、市里對蘭考的支持和幫助是力度最大的，也是最關鍵的，很多大開大合的做法取得了奇效。政策上，省里綜合試驗示范縣的文件出臺，就是對我們一個極大的支持。省直單位一些干部下來掛職起到了很大促進作用，掛職干部有一定的級別，一般都是副處級、正科級的，他們辦事有力度，給我們的幫助是相當大的。
脫貧攻堅是一場必須打贏打好的硬仗。我們黨的力量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無法比擬的。脫貧攻堅這場全方位、總動員、大火力覆蓋的立體戰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三年的時間，蘭考實現了對總書記的承諾，所有項目考核都達標。河南省委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蘭考完成了脫貧摘帽的任務。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了鄉村振興這個階段。隨后，我就離開了扶貧辦。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在蘭考的領導班子和同志們打下的良好基礎上，終于完成了階段性任務，心里特別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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