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專題
他是清華學子,當民族危亡懸于一線時,他走上街頭,發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他是抗日將領,當抗戰形勢焦灼、國土相繼淪陷時,他毅然奔赴鄂中農村,以“八條槍”為基礎發展敵后游擊武裝,屢挫日偽氣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在武漢市黃陂區木蘭山南麓,抗日英烈楊學誠長眠于此。“讀書時就聽聞老學長的故事,如今來到他的故鄉工作,更能體會他那份抉擇之重。”在黃陂參與基層工作的清華大學畢業生孫欣頔說。
楊學誠,1915年出生于湖北黃陂研子崗一戶貧苦農家。1934年,楊學誠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初入清華園,他寡言少語,安分內向,鮮少參加課外活動。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加緊對華北的爭奪。然而,國民政府卻一再妥協退讓,極力壓制抗日救亡運動,刺痛了無數愛國青年的心。
“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楊學誠與數千學子一道,沖破軍警封鎖,走上街頭,發出抗日救亡的怒吼。隨后,他加入北平學聯組織的南下宣傳團,頂寒風、冒風沙,徒步鄉野,將救亡火種撒向廣闊農村。
民族危難之際,他完成了從“書生”到“戰士”的蛻變。1936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集體討論時,他從坐著說到站起來說,再到邊走邊說,總能點燃大家的熱情。”楊學誠的侄子楊冬明回憶,多位曾與楊學誠共事的老同志都贊嘆他擅長做思想動員工作。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北平淪陷,楊學誠9月初抵武漢,擔任中共長江局青委委員、湖北省(工)委青委書記。同年12月,他創建和領導了湖北青年救國團。該組織如燎原星火一般發展至5萬余人,成為武漢抗日救亡運動高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國抗戰烽火連天,日軍進逼華中。1938年8月,組織一聲令下,楊學誠奔赴鄂中,與同志并肩開創抗日根據地。在應城夏家廟,他們培訓抗日骨干300余人,為鄂中敵后武裝斗爭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應城告急前夕,他喊出“討飯也要討來一支槍”的壯語,帶領當地縣委白手起家,在“八條槍”的基礎上,創立了應城縣抗日游擊隊第四支隊。1939年6月,“應抗”主力整編加入新四軍,鄂中、豫南武裝實現統一指揮。楊學誠歷任多個指揮要職,他與戰士們同甘共苦,風餐露宿,堅持進行敵后游擊斗爭。
“那時條件艱苦,二伯穿著生滿跳蚤的舊衣服,和戰士們擠在一間土房里工作。”楊學誠的侄子楊冬明講述,1939年,祖母得知兒子在應城駐防,帶著子女步行6天前去探望。部隊首長見其家貧,悄悄塞給楊母兩塊銀元。楊學誠得知后,懇請母親退還:“現在隊伍困難,不能給組織添麻煩。”
1942年8月,楊學誠兼任新四軍第五師鄂皖兵團政治委員,率部開辟鄂南抗日根據地。途經家鄉黃陂時,他動員青年參軍。留宿家中當晚,母親勸他早日娶妻,他卻說:“全國尚未解放,我哪有心思成家?”并向家人許諾“等勝利了,一定接你們到武漢團聚”。然而,長期艱苦的戰斗生活和求學時染上的肺疾,拖垮了他的身體。1944年3月,楊學誠病逝于大悟山高家洼,年僅29歲。
抗戰勝利后,英魂歸葬故里。如今在黃陂,每逢清明、“七一”等節點,前往楊學誠陵園憑吊的群眾絡繹不絕。“時代不同,但報效國家的赤誠一脈相承。鄉村振興,基層就是前線,我會把這份志向融入田間地頭,為鄉親們多做實事。”孫欣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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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清華學子,當民族危亡懸于一線時,他走上街頭,發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他是抗日將領,當抗戰形勢焦灼、國土相繼淪陷時,他毅然奔赴鄂中農村,以“八條槍”為基礎發展敵后游擊武裝,屢挫日偽氣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在武漢市黃陂區木蘭山南麓,抗日英烈楊學誠長眠于此。“讀書時就聽聞老學長的故事,如今來到他的故鄉工作,更能體會他那份抉擇之重。”在黃陂參與基層工作的清華大學畢業生孫欣頔說。
楊學誠,1915年出生于湖北黃陂研子崗一戶貧苦農家。1934年,楊學誠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初入清華園,他寡言少語,安分內向,鮮少參加課外活動。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加緊對華北的爭奪。然而,國民政府卻一再妥協退讓,極力壓制抗日救亡運動,刺痛了無數愛國青年的心。
“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楊學誠與數千學子一道,沖破軍警封鎖,走上街頭,發出抗日救亡的怒吼。隨后,他加入北平學聯組織的南下宣傳團,頂寒風、冒風沙,徒步鄉野,將救亡火種撒向廣闊農村。
民族危難之際,他完成了從“書生”到“戰士”的蛻變。1936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集體討論時,他從坐著說到站起來說,再到邊走邊說,總能點燃大家的熱情。”楊學誠的侄子楊冬明回憶,多位曾與楊學誠共事的老同志都贊嘆他擅長做思想動員工作。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北平淪陷,楊學誠9月初抵武漢,擔任中共長江局青委委員、湖北省(工)委青委書記。同年12月,他創建和領導了湖北青年救國團。該組織如燎原星火一般發展至5萬余人,成為武漢抗日救亡運動高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國抗戰烽火連天,日軍進逼華中。1938年8月,組織一聲令下,楊學誠奔赴鄂中,與同志并肩開創抗日根據地。在應城夏家廟,他們培訓抗日骨干300余人,為鄂中敵后武裝斗爭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應城告急前夕,他喊出“討飯也要討來一支槍”的壯語,帶領當地縣委白手起家,在“八條槍”的基礎上,創立了應城縣抗日游擊隊第四支隊。1939年6月,“應抗”主力整編加入新四軍,鄂中、豫南武裝實現統一指揮。楊學誠歷任多個指揮要職,他與戰士們同甘共苦,風餐露宿,堅持進行敵后游擊斗爭。
“那時條件艱苦,二伯穿著生滿跳蚤的舊衣服,和戰士們擠在一間土房里工作。”楊學誠的侄子楊冬明講述,1939年,祖母得知兒子在應城駐防,帶著子女步行6天前去探望。部隊首長見其家貧,悄悄塞給楊母兩塊銀元。楊學誠得知后,懇請母親退還:“現在隊伍困難,不能給組織添麻煩。”
1942年8月,楊學誠兼任新四軍第五師鄂皖兵團政治委員,率部開辟鄂南抗日根據地。途經家鄉黃陂時,他動員青年參軍。留宿家中當晚,母親勸他早日娶妻,他卻說:“全國尚未解放,我哪有心思成家?”并向家人許諾“等勝利了,一定接你們到武漢團聚”。然而,長期艱苦的戰斗生活和求學時染上的肺疾,拖垮了他的身體。1944年3月,楊學誠病逝于大悟山高家洼,年僅29歲。
抗戰勝利后,英魂歸葬故里。如今在黃陂,每逢清明、“七一”等節點,前往楊學誠陵園憑吊的群眾絡繹不絕。“時代不同,但報效國家的赤誠一脈相承。鄉村振興,基層就是前線,我會把這份志向融入田間地頭,為鄉親們多做實事。”孫欣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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