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禮”在何處
更新時間：2023-9-1 15:56:57 來源：焦作日報
經(jīng)典山陽
禮（繁體字“禮”）左邊的“示”字旁代表神主，右邊的“豊”表示放在器皿里的兩串玉石，合起來，“禮”的本意是祭神、敬神的意思。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其核心思想其實就是兩個字：一個是“仁”，一個是“禮”。孔子曰：“人而不仁，如何禮。”“仁”修養(yǎng)的是心，是魂魄；“禮”是心的外化，是規(guī)范了的言行。施“仁”踐“禮”的終極目標，就是希望人們能夠從外在行為規(guī)范中對自己的生命進行觀照，從而喚醒自己的心靈，做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
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一生就是“求仁”“問禮”的一生。
孔子“問禮”于老子的典故，《史記》《莊子》《禮記》等均有記載，只是“問禮”的時間和地點不相同。
據(jù)《禮記·曾子問》記載，孔子在魯國求教于老子并“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巷黨在今山東境內(nèi)。是年，孔子應該17歲，這也是兩位圣哲的第一次見面。
第二次見面記載在《史記·老子列傳》，其中有“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地點在周的都城洛陽。當時，孔子34歲，是帶著門生南宮敬叔一塊去的，而且留下對老子的高度評價：“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第三次“問禮”的地點在沛（今江蘇省沛縣），孔子51歲，莊子在《天運》中記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問禮”都問了什么呢？
這就是關于“禮”這一概念的廣義與狹義的理解了。廣義的“禮”指的是典章制度方面的規(guī)定性示范，狹義的“禮”指的是民風民俗，比如婚喪嫁娶等方面的約定習慣。
孔子第一次“問禮”，問的就是喪葬方面的問題。據(jù)《曾子問》記載，當送葬的隊伍遇上了日食這種天體現(xiàn)象，葬禮是應該繼續(xù)進行還是暫停？
《史記·老子列傳》記錄“問禮于老子”，只記述了老子批評孔子的話：“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tài)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由此可見，孔子第二次“問禮”談的應是由“禮”而“仁”的主張。
《莊子》一書多以寓言闡發(fā)本門思想，因而內(nèi)容總是或真或假，其真實性值得懷疑。另外，作為道家的擁躉者與弘揚者，莊子對儒家多采取調(diào)侃與嘲諷的態(tài)度。比如除“南之沛見老聃”外，里邊還有孔子想去西方把自己所修著的書藏于周王室，而“往見老聃”的情節(jié)，也采取以居高臨下的口吻批駁了孔子的“仁義”之禮。
孔子向老子“問禮”是一件文化史上的盛事，隨著兩位圣哲在中華文明發(fā)展歷程中的地位日趨升高，后世學者對“問禮”的確切地點也多加考證，并立碑、興祠予以紀念。
比如洛陽市瀍河回族區(qū)東關大街便立有“孔子入周問禮樂至此”的石碑，該碑由當時的河南府尹張漢書丹、洛陽縣令郭朝鼎刻立，時間為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
周口市鹿邑明道宮的老君臺上也立有“孔子問禮處”石碑一座，該碑由當時的鹿邑縣知事王夢蚊撰文并立石，時間是明萬歷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
山東省曲阜市的孔廟內(nèi)也存“孔子問禮處”碑一塊，洛陽市下清宮有“孔子問禮臺”碑，安徽省亳州市道德中宮前有“問禮巷”。此外，江蘇省南京市玄武區(qū)還有戴季陶建造的“問禮亭”。
在我市馬村區(qū)武王街道辦事處東孔莊村也有一塊“孔子問禮處”的石碑，該碑立于明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目前，該碑藏于修武縣文化館。東孔莊村與西、北孔莊村原來是一個村子，叫孔莊，人口增多后才一分為三的。
洛陽是老子曾經(jīng)工作過的地方，鹿邑是老子的故里，也有人說亳州才是老子故土，而曲阜是孔子家鄉(xiāng)。由此來看，孔子登門“問禮”，這些地方皆有跡可循，唯獨孔莊的這一塊碑立得很突兀。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們需要考證的是孔子是否真的來過孔莊。
歷史上，孔子有兩次順路孔莊的可能。
一次是公元前496年，晉國趙鞅，即趙簡子派使者到魯國聘請正在衛(wèi)國的孔子為師。但是走到黃河邊上時，孔子聽說趙簡子殺了晉國兩位賢能的大夫，便又返回了衛(wèi)國。《呂氏春秋》曰：“孔子將西適晉，見趙鞅，至河而返。”
但是也有人考證說，孔子這次已經(jīng)進入了晉國。
在山西省晉城市澤州縣晉廟鋪鎮(zhèn)有一處天井關，此關為太行八陘之一的太行陘（山西和河南間的一條重要通道）的一處關隘。天井關立有一碑，名為“孔子回車”，是為了紀念孔子入晉并在此處返回的碑刻遺存，是山西省級保護文物。
如果晉城市的“孔子回車”為歷史真實，那么孔子取道太行陘入晉，焦作則是其繞不過的必經(jīng)之地，順路孔莊就合情合理。
孔子是否入晉，史無所載，但《莊子·外篇·達生》里卻有一篇“孔子觀于呂梁”的內(nèi)容，借當?shù)匾荒凶佑斡镜氖吕磉_君子在日常生活中既要做到遵守規(guī)律、堅守原則，也要隨機應變的道理。
呂梁市位于山西省中部，如按莊子所說，孔子確實是入了晉國。
另一次，在公元前489年，當孔子再度從外地回到衛(wèi)國時，去拜見了衛(wèi)國一個著名人物蘧伯玉。蘧伯玉當年已隱退于新鄉(xiāng)市獲嘉縣（另說在長垣縣），居于同盟山（據(jù)說該山為昔年周武王率師伐紂，在商郊牧野舉行戰(zhàn)前誓師的盟臺）西北。孔子拜見蘧伯玉后，就住在了蘧伯玉家，而且一住就是5年。其間，孔子設帳教學，收了不少當?shù)氐茏印Ｃ小翱组T七十二賢”和“孔門十哲”之一的卜子夏就是這個時候收的。卜子夏是我市溫縣人，如果孔子西去溫縣，修武縣則是必經(jīng)之地，路過孔莊（該村曾隸屬于修武）的事情也就有了可能。
東孔莊還有一塊“重修文廟”碑，由修武縣生員石鋁鋰等人立，時間為明萬歷甲午歲丙子月，即公元1594年冬。此碑比那塊“孔子問禮處”的石碑還要早37年。
該碑序文題額為“孔子問禮記”，據(jù)碑文記載，孔莊“先名聃村，世傳老聃修煉于此故名。后因夫子問禮于聃，更名曰孔莊”。后文還記敘了文廟（即孔廟）重修的情況以及孔子“問禮”之故，但并未確認老子何時在此隱居，以及孔子何時于此“問禮”之事。
老子是否在此修煉，無據(jù)可查。
筆者認為，“聃”同“耽”，含有停留、遲延之義。大概率的可能性，應該是孔子離衛(wèi)出游時曾在孔莊短暫停留過，也可能是留宿或設帳講學。后人為表示感念之情，故名“耽”村，并興建文廟以資興盛文化事業(yè)。再往后，人們?yōu)樘嵘迩f的文化厚度，將這個“耽”特意謬誤為“聃”，勾勒出老子與孔子的“問禮”情節(jié)，雖有牽強附會之嫌，但畢竟寄托著人們對兩位圣哲的崇敬與膜拜。
類似的，如山東省聊城市冠縣店子鎮(zhèn)就有個孔村，后分支為東、西孔村。據(jù)傳，是因為孔子攜弟子在此留宿、教化村民三天而得名。平頂山市葉縣鄧李鄉(xiāng)泥車村，據(jù)說是因為孔子周游列國時，車子在這里陷進了泥沙里，當?shù)氐睦习傩諑兔Γ衍囎訌哪嗌持型狭顺鰜恚迕麨槟嘬嚧濉?/P>
至于“孔子易轍”的故事，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孔子和一個孩子關于“車避城”還是“城避車”的爭論。這個故事最早記載于《敦煌變文集》里的《孔子項槖相問書》，后至明朝時被編纂為《小兒書》，這個故事也被孔莊人引來作為佐證孔子路徑此地的典故。
項槖此人史有所記，但也僅僅是《戰(zhàn)國策·秦策五》里邊“甘羅曰‘夫項槖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一句。后人考證項槖為莒國人，也是山東人，故里在現(xiàn)山東省日照市。因此，用這個故事來趣說孔子純粹是以訛證訛。
況且，假托聰慧幼兒項槖之名，表達頗有智辯哲思意味的故事有很多，除去“車避城”的傳說，還有其他如關于“父母倫理”“風云變化”，甚至“鵝蛙之鳴”等的機智詭辯，這些小故事許多地方都有，不止孔莊一處。
當然，就像創(chuàng)作于戰(zhàn)國末期的佚名散文《晏子使楚》一樣，“孔子易轍”也不過是佚名文人捕風捉影的野趣雅情罷了。
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歷史，中華大地上處處都遺留著無數(shù)的名人足跡。進入新時代以后，隨著社會整體素質(zhì)的提升，人們呼喚傳統(tǒng)文化回歸的聲音日益高漲，各地都在發(fā)掘本處的歷史古跡或文明脈絡，以新穎的角度再次敘述自己的文化故事。
歷史的真實有時是不需要過于糾葛的，好比南陽與襄陽的“臥龍之爭”，畢竟，我們需要傳承的主要是精神層面的東西。
“仁”與“禮”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千百年來更是維系社會各階層有秩序運轉(zhuǎn)的基石，也一直是中華民族最基礎的價值追求，早已經(jīng)根植于每個華夏兒女的心底。
改革開放以來，三個孔莊村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北孔莊村，不僅經(jīng)濟發(fā)展得好，而且文化建設也如火如荼，正在朝著村美、景美、人更美的規(guī)劃藍圖大步前進。而且，2021年，該村還率先在全市成立了第一家鄉(xiāng)村文化合作社，在村民中間大力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鄉(xiāng)風民情得到了極大改善。
目前，北孔莊正在規(guī)劃建設“孔子問禮園”，以振興鄉(xiāng)村文化事業(yè)，這不也正是孔子“仁”與“禮”的精神延續(xù)嗎？
愿北孔莊在鄉(xiāng)村振興的發(fā)展道路上，蹄疾步穩(wěn)、日新月異，也希望認同并深入挖掘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加以傳承和弘揚的有志之士們，“求仁得仁”“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王太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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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其核心思想其實就是兩個字：一個是“仁”，一個是“禮”。孔子曰：“人而不仁，如何禮。”“仁”修養(yǎng)的是心，是魂魄；“禮”是心的外化，是規(guī)范了的言行。施“仁”踐“禮”的終極目標，就是希望人們能夠從外在行為規(guī)范中對自己的生命進行觀照，從而喚醒自己的心靈，做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
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一生就是“求仁”“問禮”的一生。
孔子“問禮”于老子的典故，《史記》《莊子》《禮記》等均有記載，只是“問禮”的時間和地點不相同。
據(jù)《禮記·曾子問》記載，孔子在魯國求教于老子并“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巷黨在今山東境內(nèi)。是年，孔子應該17歲，這也是兩位圣哲的第一次見面。
第二次見面記載在《史記·老子列傳》，其中有“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地點在周的都城洛陽。當時，孔子34歲，是帶著門生南宮敬叔一塊去的，而且留下對老子的高度評價：“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第三次“問禮”的地點在沛（今江蘇省沛縣），孔子51歲，莊子在《天運》中記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問禮”都問了什么呢？
這就是關于“禮”這一概念的廣義與狹義的理解了。廣義的“禮”指的是典章制度方面的規(guī)定性示范，狹義的“禮”指的是民風民俗，比如婚喪嫁娶等方面的約定習慣。
孔子第一次“問禮”，問的就是喪葬方面的問題。據(jù)《曾子問》記載，當送葬的隊伍遇上了日食這種天體現(xiàn)象，葬禮是應該繼續(xù)進行還是暫停？
《史記·老子列傳》記錄“問禮于老子”，只記述了老子批評孔子的話：“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tài)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由此可見，孔子第二次“問禮”談的應是由“禮”而“仁”的主張。
《莊子》一書多以寓言闡發(fā)本門思想，因而內(nèi)容總是或真或假，其真實性值得懷疑。另外，作為道家的擁躉者與弘揚者，莊子對儒家多采取調(diào)侃與嘲諷的態(tài)度。比如除“南之沛見老聃”外，里邊還有孔子想去西方把自己所修著的書藏于周王室，而“往見老聃”的情節(jié)，也采取以居高臨下的口吻批駁了孔子的“仁義”之禮。
孔子向老子“問禮”是一件文化史上的盛事，隨著兩位圣哲在中華文明發(fā)展歷程中的地位日趨升高，后世學者對“問禮”的確切地點也多加考證，并立碑、興祠予以紀念。
比如洛陽市瀍河回族區(qū)東關大街便立有“孔子入周問禮樂至此”的石碑，該碑由當時的河南府尹張漢書丹、洛陽縣令郭朝鼎刻立，時間為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
周口市鹿邑明道宮的老君臺上也立有“孔子問禮處”石碑一座，該碑由當時的鹿邑縣知事王夢蚊撰文并立石，時間是明萬歷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
山東省曲阜市的孔廟內(nèi)也存“孔子問禮處”碑一塊，洛陽市下清宮有“孔子問禮臺”碑，安徽省亳州市道德中宮前有“問禮巷”。此外，江蘇省南京市玄武區(qū)還有戴季陶建造的“問禮亭”。
在我市馬村區(qū)武王街道辦事處東孔莊村也有一塊“孔子問禮處”的石碑，該碑立于明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目前，該碑藏于修武縣文化館。東孔莊村與西、北孔莊村原來是一個村子，叫孔莊，人口增多后才一分為三的。
洛陽是老子曾經(jīng)工作過的地方，鹿邑是老子的故里，也有人說亳州才是老子故土，而曲阜是孔子家鄉(xiāng)。由此來看，孔子登門“問禮”，這些地方皆有跡可循，唯獨孔莊的這一塊碑立得很突兀。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們需要考證的是孔子是否真的來過孔莊。
歷史上，孔子有兩次順路孔莊的可能。
一次是公元前496年，晉國趙鞅，即趙簡子派使者到魯國聘請正在衛(wèi)國的孔子為師。但是走到黃河邊上時，孔子聽說趙簡子殺了晉國兩位賢能的大夫，便又返回了衛(wèi)國。《呂氏春秋》曰：“孔子將西適晉，見趙鞅，至河而返。”
但是也有人考證說，孔子這次已經(jīng)進入了晉國。
在山西省晉城市澤州縣晉廟鋪鎮(zhèn)有一處天井關，此關為太行八陘之一的太行陘（山西和河南間的一條重要通道）的一處關隘。天井關立有一碑，名為“孔子回車”，是為了紀念孔子入晉并在此處返回的碑刻遺存，是山西省級保護文物。
如果晉城市的“孔子回車”為歷史真實，那么孔子取道太行陘入晉，焦作則是其繞不過的必經(jīng)之地，順路孔莊就合情合理。
孔子是否入晉，史無所載，但《莊子·外篇·達生》里卻有一篇“孔子觀于呂梁”的內(nèi)容，借當?shù)匾荒凶佑斡镜氖吕磉_君子在日常生活中既要做到遵守規(guī)律、堅守原則，也要隨機應變的道理。
呂梁市位于山西省中部，如按莊子所說，孔子確實是入了晉國。
另一次，在公元前489年，當孔子再度從外地回到衛(wèi)國時，去拜見了衛(wèi)國一個著名人物蘧伯玉。蘧伯玉當年已隱退于新鄉(xiāng)市獲嘉縣（另說在長垣縣），居于同盟山（據(jù)說該山為昔年周武王率師伐紂，在商郊牧野舉行戰(zhàn)前誓師的盟臺）西北。孔子拜見蘧伯玉后，就住在了蘧伯玉家，而且一住就是5年。其間，孔子設帳教學，收了不少當?shù)氐茏印Ｃ小翱组T七十二賢”和“孔門十哲”之一的卜子夏就是這個時候收的。卜子夏是我市溫縣人，如果孔子西去溫縣，修武縣則是必經(jīng)之地，路過孔莊（該村曾隸屬于修武）的事情也就有了可能。
東孔莊還有一塊“重修文廟”碑，由修武縣生員石鋁鋰等人立，時間為明萬歷甲午歲丙子月，即公元1594年冬。此碑比那塊“孔子問禮處”的石碑還要早37年。
該碑序文題額為“孔子問禮記”，據(jù)碑文記載，孔莊“先名聃村，世傳老聃修煉于此故名。后因夫子問禮于聃，更名曰孔莊”。后文還記敘了文廟（即孔廟）重修的情況以及孔子“問禮”之故，但并未確認老子何時在此隱居，以及孔子何時于此“問禮”之事。
老子是否在此修煉，無據(jù)可查。
筆者認為，“聃”同“耽”，含有停留、遲延之義。大概率的可能性，應該是孔子離衛(wèi)出游時曾在孔莊短暫停留過，也可能是留宿或設帳講學。后人為表示感念之情，故名“耽”村，并興建文廟以資興盛文化事業(yè)。再往后，人們?yōu)樘嵘迩f的文化厚度，將這個“耽”特意謬誤為“聃”，勾勒出老子與孔子的“問禮”情節(jié)，雖有牽強附會之嫌，但畢竟寄托著人們對兩位圣哲的崇敬與膜拜。
類似的，如山東省聊城市冠縣店子鎮(zhèn)就有個孔村，后分支為東、西孔村。據(jù)傳，是因為孔子攜弟子在此留宿、教化村民三天而得名。平頂山市葉縣鄧李鄉(xiāng)泥車村，據(jù)說是因為孔子周游列國時，車子在這里陷進了泥沙里，當?shù)氐睦习傩諑兔Γ衍囎訌哪嗌持型狭顺鰜恚迕麨槟嘬嚧濉?/P>
至于“孔子易轍”的故事，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孔子和一個孩子關于“車避城”還是“城避車”的爭論。這個故事最早記載于《敦煌變文集》里的《孔子項槖相問書》，后至明朝時被編纂為《小兒書》，這個故事也被孔莊人引來作為佐證孔子路徑此地的典故。
項槖此人史有所記，但也僅僅是《戰(zhàn)國策·秦策五》里邊“甘羅曰‘夫項槖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一句。后人考證項槖為莒國人，也是山東人，故里在現(xiàn)山東省日照市。因此，用這個故事來趣說孔子純粹是以訛證訛。
況且，假托聰慧幼兒項槖之名，表達頗有智辯哲思意味的故事有很多，除去“車避城”的傳說，還有其他如關于“父母倫理”“風云變化”，甚至“鵝蛙之鳴”等的機智詭辯，這些小故事許多地方都有，不止孔莊一處。
當然，就像創(chuàng)作于戰(zhàn)國末期的佚名散文《晏子使楚》一樣，“孔子易轍”也不過是佚名文人捕風捉影的野趣雅情罷了。
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歷史，中華大地上處處都遺留著無數(shù)的名人足跡。進入新時代以后，隨著社會整體素質(zhì)的提升，人們呼喚傳統(tǒng)文化回歸的聲音日益高漲，各地都在發(fā)掘本處的歷史古跡或文明脈絡，以新穎的角度再次敘述自己的文化故事。
歷史的真實有時是不需要過于糾葛的，好比南陽與襄陽的“臥龍之爭”，畢竟，我們需要傳承的主要是精神層面的東西。
“仁”與“禮”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千百年來更是維系社會各階層有秩序運轉(zhuǎn)的基石，也一直是中華民族最基礎的價值追求，早已經(jīng)根植于每個華夏兒女的心底。
改革開放以來，三個孔莊村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北孔莊村，不僅經(jīng)濟發(fā)展得好，而且文化建設也如火如荼，正在朝著村美、景美、人更美的規(guī)劃藍圖大步前進。而且，2021年，該村還率先在全市成立了第一家鄉(xiāng)村文化合作社，在村民中間大力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鄉(xiāng)風民情得到了極大改善。
目前，北孔莊正在規(guī)劃建設“孔子問禮園”，以振興鄉(xiāng)村文化事業(yè)，這不也正是孔子“仁”與“禮”的精神延續(xù)嗎？
愿北孔莊在鄉(xiāng)村振興的發(fā)展道路上，蹄疾步穩(wěn)、日新月異，也希望認同并深入挖掘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加以傳承和弘揚的有志之士們，“求仁得仁”“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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